溥仪说故宫不是人住，历史上故宫建福宫大火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96年紫禁城一场大火溥仪说故宫不是人住，到底是何人所放，溥仪坚持说是他们

故宫建福宫大火是故宫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火灾事故，很多古建筑和收藏品在事故中付之一炬，损失惨重。当时肯定是没有监控，没法查看是谁放的火，战乱年代人心惶惶，最后也没有查出来到底是谁放的火。但是根据溥仪的自述和当时情况的分析，这场大火是宫内太监等侍从人员所放的可能性最大。

首先我们看一下起火的时间，是1923年6月26日，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十多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起义军势不可挡，大清朝气数已尽。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局面，袁世凯纵横捭阖，在革命党人、清王朝之间周旋，并且成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自知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便和袁世凯达成协议，溥仪和平退位。作为交换条件，袁世凯答应给予王室很多政策优惠，比如一年拨款四百万两，溥仪住在故宫，原来的太监等侍从人员包括禁卫军都可以保留，朝廷拨付专款。

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交代背景，从这些背景当中我们就可以分析出线索。看似一年四百万两白银很多，但当时还规定说民国政府成立后改为四百万新币，这其实就缩水了不少。而且皇室成员众多，侍从人员也多，民国政府拨款相对较少，这就导致皇室成员的花费很可能是入不敷出的，只能是多方节俭，而从皇室成员本身节省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从侍从人员身上克扣，这就导致了太监等侍从人员的不满。

我们可以想象，原先大清朝没有倒台的时候，这些太监、侍从人员是拥有多么大的荣耀！作为皇室成员的服务人员，除了正常的工资，赏钱那也是经常的事。然而，清朝倒台、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民众意识觉醒，人人平等，皇帝再也不是那个九五之尊了，皇室身边的人也没人再捧得那么高了。

但是这些太监们有一个优势，对故宫很熟悉。他们知道故宫哪个地方的藏品多，哪个藏品的价格高，而且还有办法搞出来。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为了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也许仅仅是为了生活所迫，他们将故宫宝物偷出，悄悄地卖到外面。而这其中，应该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链条，因为故宫周边当时很多典当行都有故宫流出的珍贵文物。程序应该是这样的，皇室成员的贴身太监利用便利，将宝物偷出，然后转交其他侍从人员，这些侍从人员再联系外面的文物贩子，将宫内的宝物进行贩卖。

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溥仪等皇室人员对此应该有所察觉。或者是为了趁火打劫，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太监干脆放起大火。火势起来，把偷盗的证据消灭地干干净净，谁也查不出来。当然，也有人分析说是电线线路或者其他原因失火，但这些可能性都不是太大，内部人的嫌疑是最大的，这也是溥仪所一直坚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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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冯玉祥激进的脑袋一热，就把溥仪赶出去了，其实这里也有一段故事，我来絮叨一番。

退位后的小朝廷清廷虽然早被推翻，但按着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规定，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着他的“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了，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们，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显要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怪现状。

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

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7条。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处理，不能认为有效。 上图庄士敦与溥仪兄弟在御花园

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清皇室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处理。

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以上内容，均在中华民国4年1月6日《政府公报》中刊载。

溥仪小朝廷虽被迫接受“善后办法”，但是并不认真执行。民国6年（1917）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曾策划了一次请愿活动。内务府官员，以及旧臣遗老、京师总商会等保皇组织纷纷向向众、参两院上书请愿，说优待条件“业已行之数牛，中外翕然，毫无异议。当今日制定宪法之际，公民等拟请以宪法明文确实保证，俾垂久远。”同时，四处活动，拉拢各政治团体，制造声势。

民国6年（1917) 1月15日，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徐东海在金鱼胡同那宅花园宴请各政团要人250余名，席间由徐东海演说，强烈要求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冀图永久保障清皇室特权地位。世续等人还亲自给民国各要人名流去信，请求各党派从内部疏通协助，如致副总统冯国璋的信中说：“务望于民党议员中以私人名义分函前途，广为设法疏通。” 但清室企图永久巩固特权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

上图冯国璋

4月24日召开的宪法会议认为，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清室对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当年6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冯玉祥参加了讨伐张勋的战斗。打败张勋收复北京后，他就极力主张扫除小朝廷，铲除这一复辟祸根，驱逐溥仪出宫，且保护其作为普通国民的个人人身安全。他曾为此通电呼号。但由于段祺瑞的态度，以及当时他只是一个旅长，人微言轻，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民国13年（1924）小朝廷的末日终于来临。这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为民国政府的临时执政，组成了以黄郛为首的临时内阁。冯玉祥并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

上图冯玉祥

11月4日，由黄郛内阁召紧急会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11月5日，对溥仪小朝廷犹如晴天一声霹雳，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等带兵包围了皇宫，将溥仪以及家人驱逐出宫。从此，不仅永远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也永远结束了清王朝的残余统治。

冯玉祥丝毫不后悔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

溥仪被驱次日，段祺瑞即致冯玉祥一电，亟表不满。其电文略曰：“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剌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为：“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胡适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斥责他们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并将这一事件说成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