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故事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中，“王安石三难苏东坡”是怎么回事呢

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卷三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则说故事民间故事，大概就是题主所讲的王安石三难苏东坡的“民间故事”吧。

在这个故事中，王安石在一年之中出了三道题，将博学多才，聪明过人的苏东坡“烤糊”了。那么，王安石为何要如此为难苏学士，这两人之间又是怎么的关系呢？

苏东坡恃才抬杠被贬黄州却说宋神宗时，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凭借高妙的天赋，过目成诵的本事，出口成章的才华，一举成名，官拜翰林院学士，人称“苏学士”。苏东坡自恃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表现得很傲慢也很轻浮。冯梦龙说，苏轼在王安石门下做事，王荆公很欣赏他的才华，也很看重这个年轻人。

王安石从政之余，闲暇时作学问，著《字说》，逐字解读其义。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字说》颇不以为然，多次讥诮，王安石没太当回事。这天，两个大学问家闲聊，王安石说起“坡”字，是从土从皮，是土之皮。苏东坡立即反讥道，既然“坡”是土之皮，那么，“滑”就是水之骨了？苏子瞻这一杠抬得王安石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王安石解读“鲵”为鱼之子，四马曰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苏东坡反应敏捷，又抬了一杠，问道：“鸠字九鸟，可知有故？”王安石虽然知道这是苏轼给自己下的套，但不知其中典故，就虚心请教。苏轼便引经据典，说：“《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

苏轼连续两次恃才讥诮抬杠，仿佛很有些道理，但却涉嫌混淆概念，卖弄才华。王安石说字，固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鲵”并非“鱼儿”。但苏东坡所言，也不靠谱，纯属抬杠。造字之法是需要分类的，不能一概而论之，苏轼偷换概念，形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逻辑关系，王安石当然无言以对——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史籍上不一定有记载。

王荆公虽然很赞赏苏轼的学问，但心中“恶其轻薄”，找个机会，把他贬到湖州去了。

在湖州三年任满，苏轼回到京城。想起当年曾经抬杠得罪王安石，这天，苏轼便去拜访老首长。恰好，王安石公务在身，苏轼便在管家的引导下，来到书房等候。

苏轼到了书房，见书案上有一首没有作完的诗，起首两句是“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见了，叹道：“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乱道。”，菊花哪有落瓣的？菊花不落瓣，又哪来的“满地金”呢？于是，苏轼在后面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完，苏轼就回寓所去了。

冯梦龙说，王安石回相府，见到苏轼留下的两句诗，心中踌躇：“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于是，再上一本，将苏轼谪贬到黄州，做了一名团练副使。

苏轼固然恃才自负，但王安石却涉嫌徇私报复，事情的真相果然是这样的吗？

王安石三难苏东坡苏轼被谪贬，有口难言，但还是处于礼貌，前来相府辞别。王安石很客气也很简朴，请苏轼吃了一顿饭，褒奖了他的才华，然后，携手对苏轼说：我早年读书太用功，眼神不好，圣上关心，贡品阳羡茶。但太医院官说须用瞿塘中峡水煎服才有疗效。子瞻此去黄州，麻烦带一瓮水来，老父晚年就靠子瞻延年了。

王安石的话，苏轼当下便记住了。到了黄州，转眼间便是秋九月了。这段时间连日大风，苏轼便想起定惠院长老曾经送他好几种菊花，栽在了后园，于是，便前往欣赏菊花。到了菊棚，只见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苏轼顿时吓得口瞪目呆，半晌言语不得。

原来，王安石见到苏东坡留下的两句诗之后，十分恼怒，便动起念头，要将这个轻狂之子削职为民。但转念想道：“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于是，便以谪贬黄州为名，让他亲眼见识一番菊花落瓣，以此惩戒，别再恃才自傲，轻薄无状了。

这大概是王安石一难苏东坡的故事了。

苏轼自知理亏，暗自佩服王安石见多识广，很有点惭愧。不久，黄州长官马太守委托苏轼进京，给神宗上贺表。苏轼应承下来，便忽然想起王安石之托，前往瞿塘峡取水。到了瞿塘峡，苏轼从当地老者了解到，三峡相接，瞿塘峡上中下水都是一样的，并无区别。于是，又暗暗责怪王荆公矫情，非得取中峡之水煎药。看看上京日期将近，便在下峡取了一瓮水。

但是，当王安石一见那瓮水，便知道是取自下峡而非中峡。王安石说，子瞻很聪明，但误听了老者之言，凡事若非亲历，不可妄下结论。

从这一瓮水，王安石知道苏轼尚未完全服气，便又出了一道题。这道题很特别，是要苏轼考王安石。王荆公让苏轼在书架上随意取出一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随意读一句，王安石便接下句。苏东坡心中老大不然，便在积灰最厚的书丛中抽出一本，翻了一翻，念道：“如意君安乐否”，王安石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接了下一句：“窃已啖之矣”。苏轼大惊，不敢言语。

王安石此时反过头来考苏轼，说，子瞻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苏轼不知，但经过前几次的事情，再也不敢轻妄作答，心想：“不要惹这老头儿。千虚不如一实。”于是，苏轼老老实实的说，晚学生不知。王安石便一五一十的讲了这句话的典故。王安石的博学，让苏轼很是敬佩。

王安石说，你刚才考过我了，也该礼尚往来吧。不过，这样考你，显得我欺负后学，那么，就以你最擅长的对对联来请教于你苏学士吧。当下，王安石就以当年年头年尾都交立春为题出对：

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又以苏州、润州为题，出了两个上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苏轼当下无从觅对，羞惭满面，告辞而出。

王安石就此完成了三难苏学士，瞿塘峡水、“如意君安乐否”典故、三则上联，苏轼都没能给出正确答案。

王安石与苏东坡文人相惜冯梦龙的这则故事，寓意很明确，就是教人虚心做学问，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可只唯书本，需知行合一。苏东坡恃才自傲，不知尊重他人，最终闹了个大红脸。

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苏轼总不至于如此狂迈无羁，轻浮如斯。但是，历史真实中的王安石曾经还真有点看不起苏轼的学问。

王安石主张变法，是为新党。苏轼反对变法，是司马光旧党的核心骨干。新旧两党之间经常以文论战，苏东坡才思敏捷，文采华丽，经常博得朝臣喝彩。王安石则不以为然，讥讽苏轼文章：“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的话虽然是站在不同立场说的，但之于文风而言，苏轼的文章还真是被王安石一语中的。

王安石主张政论文应当：“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这段话，在冯梦龙的故事中得到了照应，王安石知行合一的观点，也体现在这段话中。

宋神宗虽然力主变法，但对旧党骨干苏轼也是赞赏有加，称他文学出众，为人也很平实。神宗的评语，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赞同。而王安石则认为，苏轼“邪险之人”，上书神宗，说对待苏轼，必须像驯服恶劣的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意思是，减少他的草料，用鞭子抽，让他服服帖帖的，这样才可以任用。

王安石对待苏轼的态度，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则故事中得到体现，只不过，冯梦龙写得很有点温度。同时，角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王安石是在苦心孤诣的提点后辈，并无恶意。苏轼则是恃才轻狂，接受长官长辈的教诲，理所应当。

其实，冯梦龙这样编故事也没有大错，王安石与苏轼除了政见上的不同，经常相互攻讦、排斥外，私下里却总是文人相惜。在人文主义的范畴里，这两位文坛巨匠，唐宋八大家的两颗巨星根本就没有“文人相轻”而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企图。

乌台诗案，苏东坡下狱，自度必死。王安石在江宁给宋神宗上书，力保苏轼，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宋神宗于是没有杀苏轼，不久，还赦免了他的罪。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来到江宁，看望退居八年的王安石。这次见面，两人捐弃前嫌，相互赠送诗作，相互唱和，相互点赞对方精彩的诗句。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中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诗中对王安石的真情流露，读来情真意切。这种情感超越了政治本身，也超越了人情世故，是人文光芒对世间的温暖。

我从来就不信“文人相轻”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