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进士录内容，明朝考中进士，通常是怎样安排工作的

大家好明清进士录内容，这里是老鸦说历史，今天让鸦叔带你了解明朝科举制度。

01 如何一步步考中进士

在明朝，一个读书人如果要参加科考，第一步必须要参加童生考试，也叫童试，是由地方上庠学举办，通过了之后，再参加县学的考试，县学考试通过之后，再参加府学考试，府学考试通过之后，便拥有了一个正式读书人的身份—秀才。

中了秀才只是拥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并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考中秀才之后，可以参加三年一次的“秋闱”（也叫乡试），之所以叫秋闱，是因为在八月举行。这次考试相当于全省范围内的大型考试，考中第一名的叫解元，考中第二名的叫亚元，三四名叫经魁，五名叫亚魁。当年唐伯虎就曾在乡试中考中第一名，当了解元。

通过乡试考试的人，统一被称之为举人，举人有很多的特殊的权利，比如：不用缴纳赋税，见县太爷不用下跪等等。通过举人考试的人可以参加会试。

会试是在乡试考试的第二年举行，同样也是三年一次举行的考试，因为考试时间是在三月举行，因此也被称之为“春闱”。考试采用三天考一场的方式来进行，在三月的初九，十二，十五进行考试。能够通过考试的举子，被称之为贡生，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接下来就是殿试也称之为廷试，史载：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殿试是皇帝亲自举行的考试活动，考试的内容不光要考学问，还有考核综合方面的东西，甚至连贡生的相貌也是能否考中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能够考中殿试的贡生被称之为进士，而进士考试只取前三甲的考生，因此，也称之为进士三甲。而在明代能进士及第的人，基本上不是学习能力出众，就是综合素质优秀的牛人。

02 进士如何安排工作

进士分为三甲，根据排名的不同，安排的工作也不同。

第一种，优秀的人安排进翰林院。一甲的前三名就是人们家喻户晓的状元、榜眼、探花。能考中前三名的考生，基本上都会被安排进翰林院进行工作，一般在翰林院担任编修和编纂等等工作，属于是国家级干部的候选人员，明朝在人事制度上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新科进士能进入翰林院，称得上是“正途中的正途”。

第二种，大部分的人员要被分配到地方上去进行任职。按照考试的名次然后依次委派官职，从庶吉士（国家级干部的候补人员）开始一直到地方上的知县。也就说，辛辛苦苦从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过来，还不一定就能当上大官，命运不济的，甚至还必须从基层一步步往上爬。

以上可以看出，考中进士后，并不代表着就有大官做，自古以来皆如此，做官必先做人，想在官场混，除了出身之外，能不能适应官僚体制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明朝历史上，官员年过半百，但却依旧只是一个五六品的官衔，甚至更低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反应了古代科举考试对人才的摧残。

这与明清两代的选官制度有关。明清两代，各省举人赴京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会试，会试由礼部主办，被录取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从康熙五十一年，订立复试制度。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到京后，一律要先复试，未经复试，不得参加会试。复试成绩分三等，与以后的等级和授官有关。会试录取者，要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甲第一名钦点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但是殿试传胪(即唱名)后三日，还有一次朝考。朝考分一二三等，与功名无关，是为了选取翰林院庶吉士及授他官。总起来共考四次，即复试，会试，殿试，朝考，四次考试综合成绩优秀者，虽功名不在一甲，也可进入翰林院。所以有一甲，二甲，三甲同入翰林院的现象。进入翰林院官职品级虽不高，但升迁机会多。而且明清两代，未经翰林，不得入阁，所以进入翰林院仍是读书仕进者清睐的途径。

老实说，现在很多人对“八股文”存在一种偏见。当时反对“八股”最凶狠的那些人，其实恰恰是不会写“八股”的人。

那么，他们对于“八股文”的批判，在可信度上就需要打一个折扣。

要对明清时期科举采取“八股文”应试的行为做一个客观的评判，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八股文”，后来很多学者为何会反对八股文。

如果不进行厘清，会对明清之际的这一历史公案做出误导性判断。

何为“八股文”？需要重新、深刻地认识这一文体“八股文”说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形式，指这种文体写作有一定的要求，分成八个部分来完成：

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本身也有“对偶”的含义，所以“八股”就用来指此种文章形式的规整。

但从实际来看，“八股文”是典型的议论文体命题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一部分的“破题”，其实就是考察应试者是否真正读懂了题目的含义，这显然没有问题。

第二部分的“承题”，就是起到连接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作用，使得文章读起来更为自然，这也没什么问题。

前面这两个部分篇幅并不长，往往也就几句话、数十个字而已，但确实全篇立论的依据，所考察的就是作者文化的积累程度。

这就像我们现在写学术论文、议论文等等，开篇指明文章要说明的问题，这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

从第三部分“起讲”开始，转而进入作者个人对于这种现象的思考，先贤所阐述的道理具体有什么应用？是否有值得注意的细节？前人是否有误读的现象？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思考等等，字句数目均不定，除了形式之外，可以由创作者自行发挥。

之后的“入题”等部分都如此，主要讲述作者的观点。在最终出作一个收结，或对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结束标识，或提炼出最为有实际价值的观点，这同样不做要求。

那么，从这个写法来看，它与当今的“论文”、“议论文”是非常相似的，从提出问题开始，到阐释问题，最后到解决问题，并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地方。

可能有人会纠结于八股文对“形式”的严苛，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任何文体都是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构成的，缺一不可。内容不必多说，单说形式。这是我们用以区别文体最重要的依据。

比如格律诗和词，它必然是有字数、格律的要求；小说，它必然有着六要素的限制；散文，必然有对真情实感的约束；甚至对联，即使一些名联在格律上稍有出入，它也必须讲求对仗的格式。

那么，同样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对形式有严格要求，这有错吗？

我们可以将“八股”的考法换一种现代化表述。

比如说，给出一句话：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志士仁人的一种行为的阐释，让应试者根据这个材料，题目自拟，角度自选，字数不限，有限时间内完成一篇合格的议论文。

如果这样表述，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很熟悉，这不就是我们上学阶段所写的作文吗？

没错，科举考试中所做的“八股文”就是考场作文。

而这句话也确实曾经作为过明朝科举考试的题目，也因此诞生过一篇让人传颂至今、甚至入选了语文教材的“八股文”，那就是王阳明的《志士仁人》。

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这是王阳明在这篇“八股文”中所提出的看法，这样的文章有问题吗？

所以，以规整的形式来阐释深刻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八股文”，它是一种非常规整的议论文。

明清以“八股”取士是否值得诟病？来看“八股”写作既然“八股文”本身没有问题，那么偏见就来自于采用此种文体的明清两朝以及写作八股文的士子了。

先来说说主办方——明清。

科举考试为国选材，必然要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人才，那么对考试的内容、形式就自然会有一个提前的预设。

因为封建时代，儒家是国家的主导思想，那么科举考试的内容来自于儒家经典，这本身就没有什么疑虑。

毕竟大家都认同一种思想，做起事来好配合。

试想，如果一个体制内思想不统一，饥荒年代里，县令出于儒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想要先放粮再向上级汇报，但偏偏这个管理粮库的官员是个法家信奉者，不见文书不开仓的那种。那么民间问题没有解决，内部自身倒先乱起来了。

这样的情况自然需要避免，所以要做到思想的统一。

一个公司招聘程序员，结果来了一位对编程一窍不通或者仅仅一知半解的销售人员应聘，那么会被邀请入职吗？

这就是“八股”形式的由来，科举制定了这个规则，需要的就是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才，那么那些写得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那只能说，你能力很强，但很可惜的是并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只能婉拒。

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什么现在考场作文有一个对好作文的描述：

凤头、猪肚、豹尾。也就是开篇亮眼，内容充实，结束有力。

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清晰，这样的文字一目了然，让评判者可以很明确地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信息。“八股文”的文章就是这样，即使你写得不好，但主要信息还是明晰的。

如果这样的形式都不会写，那说他不会公文写作也一点都不过分，就这还想做官？

再来说说应试者——考生。

就像我们上文说道的，“八股文”的形式和内容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怎么将“八股文”写好才是一个关键。

在这里就出现了两种恶性情况，出现了两类人。

第一类人，投机取巧。

我们还是拿高考作文来做一个类比。

前些年，高考作文出现了一种样板，开篇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三个例子进行论述，这个例子是如何写的呢？诸如“李白”、“杜甫”、“苏轼”、“陶渊明”等等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就被搬上了考场。凑足字数之后，做一个提炼概述，一篇高分作文就诞生了。

但是，抛开前面来自于材料的观点，再除去最后的总结，有价值的文字不足全篇的一成，除了形式工整之外，无一可取之处。

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取巧。所以在泛滥之后被打压。

八股文中同样有这样的现象，这就导致了大量劣质“八股”充斥，拉低了这一文体的价值门槛。

我们可以称其为“形优文劣”。

第二类人，愤世嫉俗。

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对编程一知半解却来应聘程序员的销售，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非常多让人钦佩的事情，但在科举上却一败涂地。

他们的思想很有价值，观点非常深刻，讨论的角度也十分新颖，但可惜的是，这些内容被安置再了一篇劣质“八股”之中，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文学大师们写八股文写得太差劲了。

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文优形劣”。

这就好比，李白写诗写得好极了，然后突然要求他写一篇白话文小说，这不是难为他吗？但现实就是这样，这里现在招募小说写手，不招诗人。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就必须对自己做一个改变。

但是，很多这一类文学大家都不去提高自己“八股文”的写作水平，反而去埋怨这种规则、制度的合理性。作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人士，他们的话自然是极有分量的。

这就因为后世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所以开始对“八股取士”的制度有了心理上的抵制。

但我们要看到，很多大家也是可以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八股文的，比如上文所说的王阳明，再比如写出了《百姓足，孰与不足》的王鏊，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

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对于后世不同制度的国家治理都有着非常犀利的建议，有着非常重要的可取之处。

所以说，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在文体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对于适用人才选拔的高效方式，并不是为了禁锢文人的思想。

毕竟谁都希望选拔出的人才为自己做更大的贡献，有几家公司希望新招到的员工是个无所事事的“混子”呢？只有这些人才是符合现实需求的，才是各方受益的前提。

真正出问题的，是因为对于“八股文”不明所以而产生的偏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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