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十大历史事件，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时刻

感谢头条家的史先邀请，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就是遵义会议影响中国十大历史事件。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程。长征前半段，湘江战役中红军精锐主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冲了出来，但是代价却是惨重的。8万6千多兵马折损只剩下了3万多人，湘江的流淌奏出的是呜咽的悲歌。每一位领导人和战士心中都异常悲痛。

惨痛的代价，血的教训让更多的人们意识到和明了，这是“左”倾的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造成的。博古，李德这两位“左”倾的领导人，责任重大，脱不开干系。渡过湘江的红军主力，仍然处于危险中，敌人对于红军的行动明了于心，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下重兵。这时候毛泽东站了出来，兵锋一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征服了天险乌江 ，红军进入了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贵州第二城市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到1月17日，遵义会议召开了。雪莱曾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隆冬季节召开的这次会议就在昭示着春天的来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对博古，李德“左”倾思想进行了批判和纠正。最终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朱德，周恩来仍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3月4日，毛泽东掌握了军事指挥实权。从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军权，到遵义会议历史再一次选择了毛泽东。

“春风又绿江南岸”“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唯有伟大的毛泽东。

文/红雨说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军事家原来是耄耋老人，整天钓鱼却一条也钓不到，只因说了一句别具一格的话而出将入相，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果然，老渔工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句话，是极有历史意义的。

春秋秦国遭难，12岁小孩大智慧化解，故史有“甘罗12为秦相“的传说。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真的四十而不惑。

大汉皇朝开国皇帝刘邦四十多了，还是与人喝酒打牌的小亭长，造反前还是押运犯人的小吏。仅仅秦末农民大起义，他一下被推上了历史风云，地地道道山野之人开创了中华第一个伟大王朝和主体民族汉人。

上述的三大事件有三个共同的特点：①都对中国历史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②都发生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强盛期，并且在完全可以获胜前提下，打了不该败、不能败的败仗。③都成为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

影响最大的当数北宋的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最大的影响不是北宋灭亡，也不是徽钦二帝被俘，其核心意义是中止了汉族王朝扩张的势头。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北宋并不弱，北宋一直努力在扩张（只是很不幸，周边的少数民族太强）。北宋的外敌有三，北方的辽国，西北的西夏，西边的青唐（青海地区的藏族政权）。在处理与三国关系上，北宋的外交策略大体是正确的。①对于辽国，通过结盟并赠送岁币，成功稳住了北方边疆。②对于青唐，讨伐和安抚并重，历经三帝，到宋徽宗时期，北宋最终灭亡了青唐，“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其四至：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连接阶、成州界”，建立陇右都护府。③对于西夏，讨伐为主，并抚之以收买。经过100多年的征战，在征服青唐后，“绝西夏右臂”，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到宋徽宗时期，夺取了西夏战略要地横山地区，并实行筑城战，将堡垒修到了西夏故都和最大的城市灵州城附近，宋军游骑经常从灵州城下掠过，如果金国崛起再晚三到五年，西夏就可能被宋徽宗征服，成为北宋的党项都护府了。如此下去，宋朝再挟胜利之威，从西北抽出骑兵，对付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中国历史将是另一个走向，很有可能再现大一统帝国的局面。宋徽宗则可能成为大宋朝继宋太祖之后的第二个英明之君。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靖康之耻发生后，首次出现汉族皇帝向少数民族称臣的局面（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汉族王朝不仅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错过了征服河西走廊（西复）的机会，放弃了刚刚到手的河湟谷地，割走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都是传统的汉族地区)，统治地域退出黄河流域，从而彻底失去了建立大一统的帝国的可能（直到250年之后的明朝）。

影响第二的要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没有发生之前，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西藏三大法王，中亚各国都要接受明朝的册封，明朝是东亚和内亚最大的强国。

而且在土木堡之变前夕，明朝刚刚在遥远的中缅边境，打胜了历时9年的麓川之战，削弱了麓川土司的势力，稳固了对木邦、缅甸、南甸、千崖、陇川等土司的统治，重申了在东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但受麓川之役的影响，“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江南水旱相仍，军民俱困”，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变。

因而，可以说土木堡之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失败，如同清代的甲午战争，其结局极具偶然性和戏剧性。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失去了对蒙古的战略优势,只能退守九边，蒙古军多次攻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更重要的是明朝皇帝不再被蒙古和西藏两地的大汗和法王视为共主，他们开始相互结盟，并将西藏黄教视为共同信仰，联合对付明朝。比如西藏法王一直视明朝皇帝为转轮王（佛教传说中的王）、天下共主。土木堡之变后转变了态度，开始亲近蒙古。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本来被明朝封为“大国师”“朵儿只唱”，后又接受蒙古俺答汗的封号“达赖喇嘛”，并一直没用至今。不仅如此，俺答汗本来被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却尊奉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化身，是全蒙古的大汗，这无异于鼓动蒙古各部放弃明朝封号，联合对付明朝。

影响第三的是安史之乱。之所以将安史之乱排在最后，是因为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夕，已扩张到了极限，最终必然要来一次大收缩，安史之乱只是加速了收缩进程。

安史之乱前夕，经过唐太宗、唐高宗以及唐玄宗诸帝的开疆拓土，唐朝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治异族，唐玄宗设立了十大节度使，分别是河西节度使（防御突厥和吐蕃）、河东节度使(防御突厥)、北庭节度使（统辖突骑施）、范阳节度使（统辖东北少数民族，防御契丹）、陇右节度使（统辖河西少数民族，防御吐蕃）、安西节度使（统辖西域）、剑南节度使（统辖西南少数民族）、朔方节度使（防御突厥）、平卢节度使（统辖东北少数民族，防御契丹）、岭南节度使（统辖南方少数民族）。这十个节度使往往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成为雄踞一方，尾大不掉的隐忧。

但这十个节度使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正式，也不稳固，如果不是战争，他们的帅府随时可能被朝廷撤掉。只有战争才是节度使们地位稳固的前提，因而，唐朝边境长年战火不断，这其中既有边境各民族政权的入侵挑衅，更多的则是边境节度使们的主动出击。

事实上，即使设立了十大节度使，唐朝在边境的统治早已呈现不稳定状态。此前，在怛罗斯之战中，唐朝败给了西边的阿拉伯帝国；在剑南之战中，唐朝败给了南方的属国南诏。而这两次败仗，都是唐朝节度使们主动出击挑起来的。

在青海高原，唐朝虽然一度击败吐蕃，但代价巨大。长此下去，国力根本承受不起。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收缩战线，将那些根本管不好、也无法管的边疆之地放弃，汉朝就曾多次放弃西域，一度放弃海南岛，从而避免了国力透支。二是裂土分封，干脆封十大节度使为半独立的诸侯，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世有其土、世守其土。蒙古在西征途中，也曾加封四大汗国，采取的就是这个做法。但让唐朝统治者放弃土地，又不甘心；让唐朝统治者加封节度使为王，更不愿意。当初，假使加封安禄山、史思明等胡将为王、为侯，他们未必会造反。他们也害怕唐朝收回权力，更害怕某一天被谋反的罪名整死（杨国忠不是多次声称安禄山要谋反吗），在一定程度上，安史之乱是被唐朝这种既不收缩边境，又不裂土分封的做法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