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进士题名碑录pdf，明朝时的南卷、北卷是怎么回事

洪武三十年二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pdf，正值丁丑年会试，朱元璋以当世鸿儒、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主持此次科举抡才大典。

会试考试结束，刘三吾等考官共选拔了51名举子中式，待三月初廷试后，这51名进士名次排定，以陈安、尹昌隆等为前三甲，是为“春榜”。

可令人意外的是，“春榜”张榜不过五六天，就有会试落榜的举子到礼部鸣冤，状告主考刘三吾等徇私舞弊，偏袒南人。

为何这么说呢？只因此次春榜上的新科进士无一例外全是南方人！

北方落第的举子本就有怨气，再看到无一北地举人上榜，登时都炸开了锅，纷纷声讨此次科举不公。金陵城大街上到处可见北地士子拦轿喊冤，京师首善之地科举舞弊的谣言四起，御史们闻风而动，将事情如实反映到朱元璋面前，要求彻查情弊。

不光北地举子们鸣冤，连朝中北方籍官员也纷纷鼓噪不平，事情闹得这么大，朱元璋自然要慎重对待，他命侍读张信等12人复查考卷，并要求将落榜的考卷中每人重新挑出十份评阅，以录取北方士子上榜。

可张信等人复查后上报朱元璋，称北地考生的试卷多文理不通，甚至还有犯禁忌的话存在，根本不能上榜，这次考试是公平的，应该维持原榜。

这样的结果并不能平息舆论，再次引起北地官绅哗然，都认为是复查的张信等人串通主考徇私，故意挑差的试卷评阅。

没办法，面对愈演愈烈的朝野舆论风暴，朱元璋大怒，不在复核，直接将主考和此次复审一干人等全数收监治罪。当年五月，主考刘三吾被冠上“蓝玉案”余党的帽子，本要处以极刑但朱元璋念其高龄免死，改发配西北充军，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同考官白信蹈、复查的张信都被处死，而奉命参与复查的新科状元陈安也被车裂，其余榜上进士皆被除名。

六月，朱元璋亲自主持考试，重新选拔了61名进士，这次无一例外全是北方人，故和上次全是南方人的春榜并称“南北榜”，便是轰动一时的“南北榜案”。

史书上将此案定性为科考舞弊案，可事实上，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

首先主考刘三吾当世鸿儒，德高望重，犯不着自堕名声；再者“蓝玉案”才结案没多久，大明官场上下被杀得是血流成河，百官无不为之胆战心惊，考官和复核的官员这时候敢去捋虎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最重要是，元末中原战乱频繁，十室九空，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远不如南方富足、文教昌盛，整个洪武朝历届科举，南方人的占比往往超过七成以上，所以出现中第者全是南方人一点也不奇怪。

朱元璋之所以从快从重处理刘三吾等人，主要还是为了笼络北方士子的心，事实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国家的大局稳定才是根本。

虽然科举在洪武时代就出现了南北分取的先河，可并没有形成南北分榜的确切制度，在“南北榜案”次年，朱元璋驾崩，之后的建文、永乐两朝依旧是南北同取，南方人在科举录取的比例一度达到八成以上，北地士子很难从考试中出头。

洪熙元年，鉴于科考南北的巨大差异，大学士杨士奇建议南北分卷，“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得到仁宗皇帝的准可。

随后明廷又在南北分榜的基础，将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并定下各省名额。宣德二年，南北分榜制度正式付诸实施，之后各省录取额虽有变动，可这项制度却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乃止。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统计，有明一代共89科状元，而南方籍就高达75人，北方和中卷地区的士子仅有14人，这还是分榜之后的所有统计，若是不分榜恐怕状元尽是南人，也可以看出当时南北科举教育的差异有多大。

如果不分榜取士，哪还有北地士子生存的空间，只会严重损害北方士子科举的积极性，愈发拉大南北的文教不均衡的态势，造成更为严峻的文化分裂。

因此南北分榜的出现，是打破了以往天下共一榜的弊端，稳定了北方士人之心，为北部、中部的文教兴盛起到极大的促进，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取士的相对公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