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间故事悬疑，怎样看待“民国侠女施剑翘，十年磨剑报父仇”这个故事

1935年11月13日，天津已近初冬，这天还下着小雨，位于南马路居士林的诵经仪式照常进行民国民间故事悬疑。

三时一刻，一女居士突然从袖中摸出手枪，向一跪拜男子连发三弹：第一颗子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第二颗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颗射中腰部，前胸透出，男子当场毙命。

被打死的男子正是直系军事首领，有「五省联帅」之称的孙传芳。不过，他在八年前已退出江湖，并皈依佛门。

而凶手名叫施剑翘，时年30岁。行刺成功后，施剑翘泰然自若地散发自己所作七言律诗一首、文字声明一份及自白书《告国人书》一封，随后归案自首。

▲施剑翘（1905—1979），安徽桐城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施剑翘为父报仇在天津刺杀直系军头孙传芳。1936年，她被南京国民政府特赦。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

这起案件看似不难断清，却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在两次上诉后，南京最高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从轻处理的最终判决。两个月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又被国民政府的特赦令事实上推翻了。

施剑翘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及判决过程的戏剧性，让此案成为人们眼中的「民国奇案」。

01.

「施剑翘复仇案」始末

各位先生注意：

1.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2.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3.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4.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以上即为施剑翘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声明。刺杀成功后，施剑翘随即将这份文字声明散发给现场的目击者，随后投案自首。

报道称施剑翘被捕时「态度从容，俨然无事」。

施剑翘提供的这些意味丰富的材料很快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当时闻名全国的大报《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几乎都对该案的进展进行了跟踪报道。事发当晚，她的自白书就被全文转载。

▲1935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的新闻报道，新闻中有孙传芳（上）与施剑翘之父施从滨（下）的照片

佛堂禅院、孝女复仇、军阀毙命等元素，也让这一刺杀行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一时间报纸副刊上的连载小说，广播里的评弹如潮水般涌现，各大剧院也迅速搬演这一故事的改编剧，并以此剧目相互竞演。

据当时杂志《福尔摩斯》的记载说：

「杀人小姐施剑翘自为乃父施从滨复仇，刺杀孙传芳后，一时轰动全国，大快人心，各地戏院，均争相竞排侠女复仇记，号召力之大盛极一时。」

富有意味的是，当时的小说、剧作并非如实转述这个时事案件，而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化改编。在这些类似于「公案」、「武侠」的通俗小说中施剑翘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是一个典型的女侠。

而被射杀的孙传芳，则和施剑翘的父亲是「盟兄盟弟」的结义关系（其实纯属虚构），因此施剑翘不仅是要报杀父之仇，还要惩罚孙传芳这位盟叔违反了「兄弟情义」。

此外，施案题材的小说还有意无意地遵循「恋爱小说」的套路，大书特写了施剑翘如何自行解除了一桩有丑闻的包办婚姻，并自主安排婚约的经历。

在这方面的叙事中，施剑翘依然果敢、侠义，同时被视作当时新女性的代表，即使这种「新」依然不免其新旧杂糅的色彩。她在与未来丈夫施靖公初次见面时，就慨叹世上缺乏英雄，说她希望要一个有着侠肝义胆的绅士做她的丈夫。

施靖公则通过肯定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等侠义理想是人类的自然天性而打动了施剑翘的心。施剑翘为此竟然主动向施靖公求婚。这个在当时尚属反常的举动，被大多数小说所赞许，因为这既推进了复仇的目标达成，又果断地实践了新时代女性自主选择婚姻伴侣的权利。

就在这添枝加叶与众声喧哗的公众激情中，施剑翘案开审了。一审，天津地方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二审，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但不到一年后，施剑翘又被国民政府特赦。

02.

「公众同情」是威权政治的解药？

1936年10月14日，下午两点，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度过了344天囹圄生活的施剑翘，就此获得了自由。

▲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宣告特赦施剑翘，其中央社通电随后被各大报刊广泛转载，内容为「一女子发于孝思，奋身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

特赦的背后自然不难找出公众同情所构成的影响。

因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全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等不少市民团体开始以公众同情为基础开展运动，它们纷纷通电呼吁特赦施剑翘。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大佬也纷纷出面救援。

而公众同情易受控制的特性，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下显得更为明显。

「对复仇女的特赦可以招降叛逆的英雄，以便实行扼制并将她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和英雄情感据为己有。」

这背后的逻辑是，国民政府在特赦令中特别强调释放施剑翘的原因是因她为「孝」复仇。这就显示出，施案其实是给了国民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公众认同当时正在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及其背后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合法性。

因此，特赦施剑翘对于确立「新生活运动」乃至国民党政府的道德权威，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简言之，尽管公众在类似施剑翘这样轰动性案子中能获得参与性、批判性的，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威权政治的解药，但这种批判性力量在根本上却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