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逆贼，有人说明朝汉奸是那些精英，清朝汉奸是那些百姓，你同意吗为什么

确实。满清能从一个军事奴隶制的部落政权成为封建制国家大清逆贼，汉奸们功不可没。

坦白的说，后金到满清的这些酋长，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是有相当的能力的，收买人心很是有一套，反观崇祯皇帝，疑心病重，一会儿特别信任一个人，一会儿就能给你拉去砍头，神神经经，大臣，督抚不停的换，这是鲜明的对比。

汉奸们如洪承畴之流，那是相当有文化的，有文化到让黄太吉能拿媳妇出来招待，就连范文程也是个秀才，明朝对这些人是非常好的，但却偏偏亡在这些人的治理之下。

这些人为清军出谋划策，制定计划，使满清迅速从奴隶制跨越到封建制，能入关，统一中国，那是相当功不可没的。而且剃发易服，文字狱中这些人也出了主意。

所以说，汉奸对自己人更狠，一点都不假。这些精英们只是没想到他们为满清主子鞠躬尽瘁，却依然被满清主子们钉在了二臣的耻辱柱上。

而清朝时期的汉奸却有很多是老百姓，这话也不假。

八国联军侵华，帮忙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甲午战争，帮忙的也是老百姓。

为什么？

当时的精英们分为两派，一派早就卖国卖上瘾了，另外一派却清醒了，提出了反满复华的主张。

没办法，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却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的主人，坦白的说，他们和八国联军一样，是一类人。自己都不爱国，谁会爱他们？

还有就是，满清统治者数百年的奴化政策，老百姓们早就被奴化思想征服，自然是谁来我跟谁了。

而对于已经清醒的那批人来说，有人蛮横的骑在他们脖子上欺压了他们几百年，这时候来了一帮人打这个人，你说他们会怎么做？

所以满清怪不得别人，只有怪自己。

也别说什么爱国，满清统治者和八旗老爷们可没把这老百姓当成自己人。

套用一句台词来说“我爱这大清国，可是谁爱我啊？”

这是一个大命题，原因很多，但根子在文化上。

一、所谓“胡运不过百年”从犬戎算起，到建州女真止，共有十数支蛮族入侵或入主过中原。但是，无论是最早却不成气候的犬戎、东胡、楼烦，曾给中原造成巨大灾难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抑或昙花一现的突厥、回纥，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契丹、女真，还是第一个真正灭亡中原王朝的蒙古，他们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如题目所说，除了满清之外，其他各族均立国不久，或者根本就是短期割据。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句话：胡运不过百年。

难道，这个“运”（即所谓“天命”）就真的颠扑不破吗？

答案是否定的。所谓“国运”，本身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命运的是文治、是武功、是体制、是治国理念。而具体到异族蛮邦来说，能否解决好与汉民族之间两种文化的对立统一才是决定其国运长短的主要因素。

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元、清两朝为什么同宗不同命。

二、劫掠+歧视+奴役——大元朝立国难久远自从13世纪初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的振臂一呼，蒙古铁骑以“世界牧场”为目标，在半个多世纪里摧枯拉朽、追亡逐北，横扫半个地球，建立起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大帝国。在东亚，蒙古“黄金家族”第三代掌门人忽必烈更是以无比宏大的气魄，在宋、辽、金的旧版图上打造了一个新兴王朝：大哉乾元。但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走出匈奴、突厥等前辈们以“打砸抢”为主的窠臼，对中原文明的破坏仍然是远大于建设。从忽必烈开始，大元王朝虽然君临天下百年，却始终把自己孤立于中原文明之外，作为这片土地实际上的主人，他们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当作“客人”，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不去想如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而是一直想着怎么把臣民和百姓的东西掏空，甚至在骨子里还是抢一把就跑。

先说劫掠。以财政税收为例，整个元代虽然也有元仁宗时代的“相对仁政”，但多数时候却是阿合马、桑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和盘剥，而其中最疯狂的当属“改革钞法”。所谓改革钞法，用现代的话说其实就是无限制地加印钞票，或者是印超大额度的纸币，这样，原来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就不值钱了（贬值）。像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每年不过十万锭，而从至元十三年开始，发行量最高竟然达一百九十万锭。也就是说，百姓手里的钱基本被贬值二十倍，造成底层直接破产，中、上阶层财富也大幅度缩水。

再说歧视和奴役。众所周知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分类即是明证，而体现地最为一目了然的则是官制：“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忽必烈更是直接作为定制：“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以政府宰执为例，非蒙古而为丞相者，一百年间只有史天泽、贺惟一、哈散（回人）三人而已。至于刑罚则更为不公：蒙古人杀死或杀伤汉人，仅执行杖刑和缴纳丧葬费；而反之则除抵命外还得罚金。这种明目张胆的民族和种族歧视，除了引起公愤和抗争之外，对统治没起到半点正面作用。大元的短命，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相比，满清的民族政策则凶残、狡猾兼有之。

三、欺骗+杀戮+愚民——“我大清”国祚三百年我们用三个事例来说明一下满清“欺骗、杀戮、愚民”的演化过程。

第一阶段典型事例：首先，为崇祯发丧，获取民心。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清军进入北京，三天后，多尔衮下令： “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现在我们都知道，多尔衮此举纯属猫哭耗子，但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欺骗和麻痹，把豺狼当成了救世主。其次，接管旧政府，示好旧官僚，最大限度地收拢国家机器为新王朝服务。“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搞种族歧视），而且，“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不念旧恶）。在这一方面，南明弘光政权还进行了“神助攻”。面对好不容易从北京逃至南京的官员，流亡政府大搞政治审查，明文规定，凡投降过李自成的，全部按“逆贼”进行追责——此举又把一部分心向大明的官员彻底推向了大清。

第二阶段典型事例：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先说剃发。剃发历两个阶段，按多尔衮的意思，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占领区进行剃发。但他随后发现，汉族民众对此极其抵触，在满清立足未稳之际，强行推进不利于征服计划的执行，于是决定暂缓推行。几个月后，当清军打过长江，南明覆灭几成定局的情况下，清政府终露狰狞，剃发令立即重新提上日程，而且是“不从则斩”、“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毫无悬念地激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数百万人为此掉了脑袋。如果说剃发令算是肉体侵略的话，那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则是赤裸裸的白色恐怖的心理征服。南征主帅多铎在诏令中明确说道：“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也就是说，屠城的目的就是杀一儆百，用武力和屠杀让其他地区放弃抵抗。从后来的情形来看，他们成功了。

第三阶段典型事例：康熙拜孔庙。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喜欢顺民，而孔子和他被“阉割”过的儒学则负责培育顺民。得孔子即可安天下，尊儒学就能买人心，康熙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拜祭孔庙，他在“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前的深深一拜，不仅让现场数万人痛哭流涕，更让天下士人因这一拜而归心——“硬刀子”砍完再用“软刀子”捅，如果评选历代少数民族阴险狡诈、恶毒狠戾之最的话，“我大清”当仁不让！

所以，对异族来说，解决民族矛盾者得天下，混一华夏文明者得天下。在这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差一点就做到了：孝文帝的“汉化”搞得很彻底，但是，他却同时完全忽略了自己旧有的游牧文化，更抛弃了自己的原有子民（最典型的就是“六镇”）。也就是说，他和后来的大元走了两个极端——前者拼命地追求汉化，被自家人抛弃；后者则害怕被汉文明同化，不被汉人认同——他们都没有做好两种文明的结合工作，所以他们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