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事件，1860年~1894年的清朝，发生了哪些著名的瘟疫

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朝大事件。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清朝咸丰末年，中国许多省份有瘟疫流行，其中山东是受灾严重地区之一。咸丰十年（1860年）夏天，山东出现罕见的干旱。山东峄县是连岁荒歉，而且还受到蝗虫的袭击，飞蝗蔽天，把田里的农作物吃个精光。仲夏日，天气连续高温，瘟疫迅速在人们中流传，县城里最为严重。感染这次疫病的人死亡极其快速，一般一二天后就命归黄泉。也有的人得了病后丝毫没有感觉，待知道自己不对时，仅一二个时辰就卧倒不起了。更有甚者，一些年轻力壮的居民正在吃饭，手拿筷子想去挟菜，突然会倒在桌子上，言笑未终而一下子气绝身亡。由于人死得实在太多，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到处都能闻到臭味，死人腐烂恶臭，塞鼻刺心。这次瘟疫的传染性特别强，谁家中死了人，活着的人稍去碰一下，马上就会染病，因此有很多人家是全部死绝的。人死了要出殡，安葬到城外坟地里，而送葬者却往往不知不觉中染上病毒。有的人去送葬，竟会走到半路上仆倒不起，从得病到死亡时间极短。峄县县城很小，绕城一圈，不过三里光景，然而每天死去的人超过一百多人。

这场案件全名应该是甘肃捐监冒赈案，此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是一起典型的甘肃全省性的塌方式集体贪污腐败大案，翻开《清高宗实录》，晚年的乾隆每每提到此案，就是咬牙切齿的愤恨，多次提到此案乃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清高宗实录·一千一百四十七》：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此案破获后，贪污两万两白银以上的官员被处斩高达56人，免死发遣者为46人，其余革职、病故、畏罪自杀等又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为此案一扫而空，其规模非常让人惊叹。

在讲这个案子之前，先说一下“捐监”这个概念。所谓“捐监”，就是捐纳监生，在清朝前期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就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向朝廷捐纳一定的钱粮，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身份，可以送监读书，具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而通过捐监所得的粮食，对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有一定帮助的。而具体到甘肃一省，本就地瘠民贫，而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本省粮食不够，常常需要朝廷买粮救急，这样就导致了清政府财政压力很大，于是乎曾经一度被废止的捐监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乾隆三十九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全省仓储虽经发帑采买不能补足为理由，奏请在全省重开纳粟捐监之例，以本色（粮食或布这样的实物）充实当地的仓储，而收伫的粮食本该在甘肃发生灾害的时候赈济灾民之用。但是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却瞒着清廷中央擅自改变规则，将征收本色改为征收折色（银两），以55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王亶望勾结兰州知府蒋全迪为各县谎报灾情，向中央虚报受灾程度，发放监生名额，而这些捐监银两则被省、府、县三级官员全部侵吞，然后向中央谎称已经全部用来赈灾。而王亶望由于“工作出色”，被清廷中央提拔为浙江巡抚，由宁夏道王廷赞接任为甘肃布政使，一开始王廷赞得知捐监违规之后，一度想奏报中央，但却禁不住诱惑，也被拉入了贪腐大军，七年之内甘肃全省1000余万两全部被贪污侵吞。

甘肃全省官员靠虚报灾情，骗取捐监折色的事居然干了7年之久，中央居然毫无察觉，显而易见该地官场早已经通体皆烂。直到乾隆四十六年，有两件事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怀疑和警觉，这场令人震惊的贪污大案才浮出水面。

首先、与王廷赞和王亶望的捐银有关。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省爆发了苏四十三回民起义，由于这次起义，陕甘总督勒尔谨由于处理不利被革职查办。这就让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很是紧张，慌张之下，就出了一个昏招，就是自认缴银4万两“以资兵饷”，这就让乾隆皇帝顿时心里有了一连串问号：这王廷赞一个布政使哪来这么多钱？家产为何这么富裕？怕不是和捐监有关吧？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一》：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甘省地方本为瘠薄，而藩司何以佥称美缺？若云有营私贪黩之事，何以王廷赞在任多年并无名声不好之处？

又想起之前从甘肃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出手阔绰，在浙江海塘案上捐银50万两，而当时王亶望在浙江任上未久，乾隆断定其巨大的财产数量一定是在甘肃所得，这是不是也与贪污捐监银两有关？

其次、与阿桂和和珅上奏的军情有关。如果上面这些只是乾隆皇帝的疑问，而阿桂和和珅上奏的军情则把甘肃官场欺上瞒下的事给坐实了。话说苏四十三回民起义如火如荼，乾隆焦急万分，让户部尚书和珅与大学士阿桂分道驰援，（注意是分道驰援，这很重要），两人在驰援过程中，将前方的军情汇报给乾隆皇帝，在阿桂与和珅的奏报中不约而同的说出了甘肃雨势很大，影响军事行动的事实，而在此前甘肃地方官一直奏报甘肃连年旱灾。这就与和珅、阿桂所奏的相矛盾，由此判断甘肃全省必然有贪污之实，“是以前所云常灾之言，全系谎捏”。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四》：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今阿桂折内又称，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时，可见该省亦未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

四十六年五月，乾隆皇帝谕钦差大学士阿桂、陕甘总督李侍尧严查甘肃捐监、散赈过程中有无情弊，这起大案才浮出水面。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甘肃上下官员140多人陆续被革职拿问，令朝野震惊。

甘肃这起全省集体贪污案件集中反应了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的局限性，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选拔完全是由上一级决定，也就是说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完全由上一级决定，而在古代封建社会，民众没有知情权，不可能了解官吏的执政情况，这样就使腐败大行其道，下级向上级行贿也成为了必然选择，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腐败系统。

而掌握着皇权的乾隆皇帝就是能够和官僚集团抗衡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古代封建王朝的吏治好坏与否和“明君圣主”的运作息息相关，而“明君圣主”的敌人就是岁月。冒赈案案发时乾隆皇帝已经是75岁高龄（在古代真能称的上高龄），其精力、反应力、聪明查察程度较年轻时已经大为衰退，处理国事已经是勉强支撑，国家治理上是较青年时大为逊色。加上其执政风格“从严变宽”，甚至在乾隆四十五年搞起了议罪银制度，这不就是身先士卒搞腐败嘛！不仅如此，甚至在乾隆五十五年还对指出社会问题的尹壮图横加指责并治罪。改装《康熙王朝》的话来说就是：乾隆烂一点，大清烂一片。所以说乾隆晚期连发贪污大案就不足为奇了（除冒赈案外，还有福建盐规案、山东贪纵营私案）。

这起案件象征着康乾盛世的开始落幕，国家的行政和监察机器已经全面腐朽失效，终乾隆一世再无起色，给嘉道中衰埋下了伏笔。

引用文献：《清高宗实录》、《清史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