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疑案考试，历史上的狄仁杰真的是一个料事如神的“神探”吗有何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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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唐朝武则天时期著名政治家。

当然让人们记住他的不是他那杰出的政治能力，而是层出不穷的办案手法！一直以来，狄仁杰都有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之称，提到他就情不自禁的把他和神探联系起来。

其实狄仁杰是在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他为人正直，又对武则天忠心耿耿，哪怕是曾经多次在公开的场合狂怼武则天，武则天也真正降罪于他。因此在很多野史上，总是认为他和武则天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事实上，武则天对他也是“爱恨交加”。

那为何狄仁杰会从政治家变成一个神探呢？

在《资治通鉴》中对狄仁杰的评价是知人善任、能力超群的政治家，他曾经多次为武则天保驾护航降低风险，却在临终前预谋政变将大周带回大唐，他品德高尚但手段灵活多变，最终在实现人生目标的同时得以保全自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少见的！

笔者认为狄仁杰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的劝住了武则天，并要求武则天恢复大唐李氏正统。而最终呢，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即唐中宗）回宫，还位于李。也正是因此李唐王朝才得到延续，才有了大唐李隆基的开元盛世。

关于狄仁杰的断案能力，其实很多都是后人杜撰编造出来的，特别是清初时期，出现的话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就是为了纪念狄仁杰而编写。而历史真正的狄仁杰堪称官场楷模，武则天时期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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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还是出家当和尚? 应该是清初宫廷疑案之一。自顺治帝离开皇帝宝座、康熙帝即位后，就传出顺治帝的下落的疑问，具体说，他没有死，而是去了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

“出家说”坚持认为，康熙帝几度赴五台山进香，实际是拜访他的皇父顺治帝。此说在民间流传甚广，野史类作品，将此事描绘得真真切切，竟流传了 200 多年。至孟森及当代诸多史家已证此事为子虚乌有，以确切的史实，真实地证明顺治帝病死的真相。

然而，迄今文艺界的一些所谓“历史小说”、号称历史电视剧之“正剧”，仍然不顾历史的真实，大肆描绘顺治帝出家为僧的无中生有之事，此种做法，甚至比清末民初反清排满者有意糟损清史走得更远，也更荒谬。

一、从顺治不寻常的一生看他死亡之谜

顺治帝之死，是顺治朝历史的最后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最后一幕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展现出来……

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氏去世时，顺治帝年仅 23 岁，这是人生中花样年华的阶段，精力旺盛，如朝阳光芒四射；如喷泉，生命之源喷涌不止。人当此时，事业起步，生机无限，非有意外变故，谁也不会怀疑生命会止息。然而，顺治帝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就在董鄂氏去世仅仅 4 个来月，他的生命之火亦归于熄灭……

任何事物的演变，无不由微入渐。身体状况的变化，亦由身体的与客观环境的交互作用，从量变的积累而达到质的突变。用这个道理来揭示顺治帝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合适的。

顺治帝 6 岁那年，父太宗去世，自此失去父爱。同年，他被推上皇帝的宝座，自此失去自由，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实际已失去童年的生活，进入了复杂的政治生活，虽然不能处理朝政，却进行政治训练，因此，童年的顺治帝过早地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多尔衮摄政时，他不能与母亲在一起，“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

他的生活完全由乳母李氏负责，从他诞生那天，李氏就“入宫抚哺，尽心奉侍，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这位李氏成了代理母亲，将他抚育成人。他的童年，是在没有父爱、又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心理受到伤害，感受不到父母给他的温暖，心灵深处的孤独感，使他的性格形成固执、倔犟的的特点。

乳母毕竟不是亲生母亲，她时时小心陪护这位小皇子，而很快登上宝座的小皇帝，更使这位乳母诚惶诚恐地侍奉，要之，总得顺着他的心思去做，如此下去，他的任性任情亦成了他的鲜明的个性。

多尔衮不让童年的顺治帝与他的母亲同住，而且一个月乃至几个月才见上一面。很显然，多尔衮有意淡化他们母子的感情，避免顺治帝受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便于他控制顺治帝，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可以想见，顺治帝是在多尔衮圈定的特定环境中生活，并慢慢长大。他的身心难以健康健全地发展。当他慢慢懂事时，开始明白叔父多尔衮的威严，不敢触犯，事事听从多尔衮的摆布。

心理受到压抑，亦伤害他的身体正常发育。因此，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不像同龄青少年长得健壮，富有朝气，却显得赢弱，气力不足。

顺治帝 14 岁亲政。他的叔父多尔衮已去世，一切权力归于他执掌，没有人再控制他，的确，他自由了，但是责任却无比重大，治国、管理国家的担子都压在了尚未成年的少年皇帝的身上。他很要强，特别努力，已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程度。就说批阅诸臣奏章，他读不懂。多尔衮时，并未请老师教他读书，汉官的奏章都是汉文，多尔衮也未请人教他习汉文。所以，亲政后读汉官的章奏，他“茫然不解”。

于是，他“发奋读书”，习汉文，写汉字，苦读了 9 年，不仅能读能写，还写得一手流畅的好文章。他为董鄂氏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是他刻苦用功读书的结果。为苦读书，他付出代价。因为用功过度，他曾经咯血。身体受到损害，也看出他的体质的确软弱。

使他的精神受到打击，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莫过于两次不幸的婚姻。他的第一个皇后，是多尔衮在他小的时候聘定的。他厌恶多尔衮之所为，本欲辞掉这门亲事，但吴克善已把女儿送来北京，便勉强成婚。从新婚之夜就闹别扭，婚姻即告失败。凭顺治帝的个性，与皇后不协，思想旨趣不一，在冷落 3 年后，遂下决心废后。

他册立的第二位皇后，又与他性情不合，能力不足，几欲再废。经母亲干预，虽保住了皇后，但他不予理睬，形同废后无别。只有董鄂皇贵妃最合他的心思，他爱得有些痴狂。董鄂氏有何“魔术”将他彻底征服?

其实很简单，也说不上什么“魔术”，读过他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会明白，这位贵妃除了美丽之外，主要是她的思想、品格特别符合他的要求。从顺治帝的饮食、起居、穿衣冷暖，到喜怒哀乐，以及日常处事，这位贵妃处处体贴关怀，处处善解人意，她自身的行为举止，包括对她父及家族的待遇，她都检查，从不提额外要求。

她的生活很节俭，不用金玉装饰自己。这一切，都使顺治帝感到安慰，他的精神有了寄托，感情有了依恋的地方。他自小缺少母爱。而董鄂氏如同“小母亲”，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关爱。于是，他把一往无前的爱都倾注在董鄂氏的身上。以他的性格，他爱得那么执著、真挚，不可动摇!

顺治帝的悲剧，就在于他与董鄂氏的爱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了。先是他们的爱子夭折，继而董鄂氏归“道山”去了，即成永别。这接连的打击之重，远远胜过前两次婚姻的不幸。他的爱的“港湾”被击毁，他感情依赖和寄托之处不复存在。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当此极度痛苦之时，他万念俱灰，遂产生出家之念，欲彻底摆脱人间的烦恼，求得灵魂的安宁。

二、从顺治的佛教情缘看他出家之谜

长久以来，人们把顺治帝之死改为出家为僧，确也事出有因。《顺治帝独宠董鄂氏》已提到其出家之事，语焉不详。

这里有必要简述此事之来龙去脉，有助于揭开顺治帝结局之迷。

顺治帝崇佛、信佛，并非始于董鄂氏死后，而是在此之前很早就接触了佛教。史载，顺治八年十月，顺治帝奉皇太后，携皇后至北京东行猎。在回程中，曾途经滦河、遵化等地，在这两处都有娘娘庙，顺治帝都亲历其处，给庙中僧道士等赏赐银两。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佛”？惟满文档案中保存此项记载，而《清实录》却只字不记，也许是避讳皇帝礼佛事，不致引起人们把顺治帝信佛同此次活动联系起来。

此次“触佛”，竟使顺治帝与佛结下“佛缘”，次年五月，他就下令将在景忠山修行的僧人“别山”召入北京，安置在西苑椒园，并改为禅室，敕封他为“慧善普应禅师”。据时人所见，顺治帝对于学佛的子弟特别崇敬，使学佛“日开奔竞之端”，椒园也成了学佛问佛的场所。

据说，顺治帝对佛学悟性甚高，有独特的理解能力，心有灵犀一点通。佛家称“禅悟”。他的“禅悟”之高，令佛家中的人也感到惊异。顺治帝开始并扩大同佛家的人交往。他慕名请来江南名僧玉林与木陈来京，亦住西苑万善殿，他一有机会，便过来与他们讨论佛学。这两高僧对顺治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玉林即玉林琇，任湖州（今浙江吴兴）报恩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二月召他进京，顺治帝拜他为师学佛。他的法名“行痴”,就是玉林给选的。木陈即木陈忞，是宁波天童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九月奉召入京。顺治帝对他同样尊崇，关系更为密切，顺治帝甘愿执弟子礼，两人悟佛参禅，无不一拍即合。他曾流露出欲为僧人的意念。

有一次，他对木陈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拔不下的。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指木陈）出家去。”如果不参禅到极深的程度，他绝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次年五月，在京已住了大半年的木陈南归，顺治帝以依恋不舍的心情，特书“敬佛”两字相赠。其真迹，迄今尚存。

顺治帝此心向佛，早已有之，只是他无法摆脱尘世间各种藩篱，至少说，他还牵挂其母皇太后，不忍弃母绝尘而去。当然，木陈和尚也不赞成他出家，还是力劝他打消此念。然而，当其爱子与爱人相继早亡，如前所叙，他痛不欲生，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服侍他的人，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求死不得，惟有出家，彻底脱离凡尘。此时，他觉得再无牵挂，故擅自决定剃度，才闹出剃发的一出闹剧来。因为发现及时，立即予以制止。

这就是顺治帝所谓出家的始末，到此为止，所传他到五台山清凉寺出家、以驾崩来掩饰其出家等事，根本没有发生，换言之，纯属子虚乌有！

顺治帝最终因病不治而夺去了生命。去世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现先兆。他本来身体就赢弱，至两皇后与之不协，使他“郁懑成病”。他为此郁郁寡欢，思虑过重，以至夜不能寐，睡眠严重不足。他曾说:“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得睡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这是神经衰弱的严重症状。

他为失去董鄂氏，更加重了病情，身体急剧衰弱下去，变得消瘦，以至骨瘦如柴，形容枯槁。顺治帝已预感自己的生命将枯竭，难以长久。还在木陈南归前，董鄂氏尚在世，有一次，顺治帝却像个预言家，向木陈谈起自己的生命问题。

他说，老和尚您许愿朕 30岁时，来为朕祝寿。这或许可以等待。报恩和尚（玉林琇）答应朕40岁时来祝寿。朕是绝对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木陈很惊讶,说:“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顺治帝用手弹一下脸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还有点好看吗? 他自叹:“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无论是相面，还是望气，顺治帝及他的师父都预感到他难以久持。他们不幸而言中，只是比他们的预料（以 40 岁为极限）来得更早更快!

三、顺治驾崩的历史证据

刚刚入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已属岁尾，一切如常。为庆贺元旦的到来，宫中已动手准备过年应置办的各种物品，诸如宫女、太监及内务各部门开始忙了起来。顺治帝虽说情志不舒，仍然强打精神，照常处理政务，取其重要，简列十二月内他办的政务：

初二日，他派内大臣索尼祭端敬皇后（董鄂氏）；赏“军政卓异”总兵官张勇等两将袍服；

初五日，他向吏部发出谕旨，要正确处理诸臣世袭官职问题。他说：“朕念诸臣世袭官职，得之不易；国家延世报功，典至重也。”存在的问题是，如无子孙，其世职“即行停袭”。他认为，此项规定不妥，对不住已逝去的功臣，他更改原定政策，此后，凡系世职，有子有孙者，照常袭替外，那些“无亲生子孙，有本生祖、父及亲伯叔、兄、弟、侄男，侄孙，概许袭替”，此项要“永著为例”。凡与此不合的，即予改正。

初八日，重新规定攻克城池功劳的等级。此前，顺治帝指出“凡克城功次，应视攻战艰若、敌兵多寡而定，不可论（被克之）城中之贫富。”兵部据此指示，重拟条令，趋于合理。

十一日，礼部奏报元旦庆贺礼仪事。顺治帝指示：元旦免行庆贺礼。下旨，免去江南邳州、萧县、宿迁、沐阳等县顺治十七年内受水灾额赋不等。

十三日，指示礼部：“端敬皇后在日，奉事皇太后，克尽孝道，赞助朕躬，裨益良多”，故“一切丧祭典礼，悉从优厚”数月以来，因办理丧事，“诸凡吉典，皆暂停止”。现在，可以恢复，如郊庙、视朝、庆贺诸大典,“俱照旧举行”。

十八日，批准理藩院题：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每年应各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即“九白之贡”。

二十三日，皇第八子永斡生。批准吏部遵前旨补办应袭世职人员。

二十四日，其乳母李氏病逝，顺治帝为之哀痛，回忆自出生至成人，皆系李氏哺育。指示礼部，对乳母“追封恩恤，宜从优厚”。

二十八日，遣官分别祭太庙、永陵、福陵、昭陵、祭五祀之神等。

二十九日，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遣内大臣苏克萨哈祭端敬皇后。

在十二月内，还处理了几起贪官案，提拔一批将吏、表彰节烈妇等等。几乎每天都忙于政事，没有一天休闲或行乐之事。一切都很平静，社会安定。人们都在准备过个太平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元旦到了，整个宫廷早已张灯结彩，充满了祥和的节日气氛。按往常惯例，皇帝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行庆贺礼。然而，顺治帝不上朝，免诸王文武百官行庆贺礼。也许，他已没有这个心思，心中充满了苦闷，再也乐不起来；也许，他从佛家看世俗，不愿再做这些过眼烟云的故事，还是以清静为好。

正月初二日，正是新年的第二天，顺治帝“不豫”——病了！他似乎没有在意，近臣也没有去想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有御医在，及时诊治，很快会康复的。不幸，初四日，信郡王多尼突然去世，年仅 26 岁。顺治帝于病中，还追封他为多罗宣和郡王。

初六日，他指示礼部：“大享殿会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晚上，顺治帝病情突然恶化。

顺治帝患有何病，竟使病情发展极快? 原来，他已传染上了“天花”，当时称“出痘”。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那时的医疗水平和人们对医药知识的有限了解，出痘被视为不治之症。一经患上此病，九死一生。所以，没有不惧怕此病的。当时，人们防范的方法，只有将患者隔离，谨防传染。

清入关前，在沈阳专设“避痘所”。清太宗赶上几场天花疫情，他便到避痘所躲避一段时间，力图割断疫情蔓延，他本人不受传染，待疫情好转，再出来。满州人很惧怕进关内居住，不服水土，很容易传染上。事实是，进关后，皇宫中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不断早亡。蒙古人、西藏人，都惧怕这种病。所以蒙古人等最怕夏季进京，惟恐自己染上天花。康熙帝在承德建山庄，气候凉爽，成为接见蒙古、维吾尔及藏人的政治场地。他们很乐意来这里。既是避暑，也是“避痘”。

清军入关后，也出现过天花流行的疫情，比如，顺治八年十二月，天花流行，顺治帝即离开皇宫，到一处“净地”躲避。他指示，一切奏告违法的人，不得到衙门去告状。目的是防止接触，也有利于他们防止受传染。

顺治帝终没有逃过这一劫难，在 10 年后，也是这个寒冷的季节，染上了天花。他的体质差，抵抗力弱，一染病，便发展迅速，尽管服用了最好的药，有最好的医生，也是无力回天。仅发病 4 整天，已成病危之势。初六日这天，他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达他的谕旨；京城内，除十恶不赦的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用此好生之德，来祈求他的病好转。据历代皇帝的做法，如行此善事，就说明皇帝的病已到了异常严重的阶段。

顺治帝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他的继承人。他继位时间短，还很年轻，诸皇子还小，加之当时尚未制定出建储的制度，所以，他一直未曾考虑继承人的问题，连朝廷大臣们也没议过此事。此时已到最后时刻，趁他尚清醒，赶快作出决定。他征询母亲——皇太后的意见。

鉴于汉文化和明制的传统，皇太后明确表示，应将皇位传给她的嫡孙。顺治帝共有8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只有次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年龄在 8 岁以上，但都是庶出，其余4个儿子都很小，不过牙牙学语，刚会迈步，最小的才出生 10 余天。很自然，就在福全与玄烨中选一个。按顺治帝意图，想立福全，但太后的意向在玄烨身上。

顺治帝就召见他最信任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汤若望与皇太后、顺治帝个人的关系极好，他平时建言，都被顺治帝采纳，给予汤氏以极大的信任。汤若望对立嗣这件要事，却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福全与玄烨年龄相差不多，各方面条件也很接近，但最重要的差别是，玄烨已出过痘，身体具有免疫力，这可以保证他今后不会再患有这一可怕的疾病，对大清江山必有好处。福全尚未出痘，这就不能保证他能否患此不治之症。

汤若望用西方医学知识终于说服了顺治帝，当即同意并决定立玄烨为嗣皇帝。继承人的问题已获解决，皇太后及近臣们都放下心来，顺治帝亦觉安慰。历史证明，选择玄烨——未来的康熙帝，是顺治帝为清朝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汤若望其功尤不可没。

时间已到了半夜，顺治帝病情继续恶化，他感到生命垂危，事不宜迟，该写遗嘱了！他命太监速将王熙与麻勒吉传来养心殿，为他起草遗嘱。

王熙，顺天宛平（北京西郊）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累擢至弘文院学士，至顺治十五年（1658 年）再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再加尚书衔。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1652 年）翻译举人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作为一个满洲人，科举取得优异成绩，脱颖而出。顺治帝非常器重他。次年，以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后又擢学士、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他屡次犯错，两度该革职、籍没，都被顺治帝保护而轻处。顺治帝爱惜人才，满洲人才很少，故对他宽大。

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王熙与麻勒吉，分属汉、满，各以才学著称，又很年轻，才思敏捷。顺治帝相信他俩在紧迫的情况下，一定会把他的遗嘱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

王熙与麻勒吉于半夜奉召，料到顺治帝的病已处危险状态，遂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养心殿。顺治帝一见他们，有气无力地说：“已患痘症，势将不起。”吩咐他俩就在御榻前速撰遗诏。

王熙看到顺治帝不久人世，忆起往昔恩遇，不禁悲从中来“伏地欲泣”，手抖动而不能写。顺治帝勉励他抑制“哀痛”一熙遵旨，与麻勒吉边听顺治帝口述，边作记录，边整理，很快写出第一段，让顺治帝过目。这时，顺治帝气喘吁吁，呼吸困难，难以支撑。王熙急忙建议：他们据皇上刚才口述，将其余部分的遗诏内容移到乾清门撰拟，再进呈皇上过目。顺治帝点头，表示同意。

王熙、麻勒吉即退下，赶到乾清门西朝房，迅速草成遗诏全文，交给内廷侍卫贾卜嘉，转呈给顺治帝审阅。由贾卜嘉诵读、顺治帝听后，当即提出修改意见。贾卜嘉将顺治帝审后的遗诏稿，再交给王熙与麻勒吉进行修改，然后，再返给顺治密。如此往返 3 次，共修改三遍，直到顺治帝满意为止，这时，天色已明，初七日，新的一天开始了。顺治帝指示，由麻勒吉保管遗诏，等他“更衣毕”，即与侍卫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

初七日，顺治帝又熬过了一天，已经是气若游丝，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御医们的医术与药方皆已用尽，此时束手无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皇上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诸王大臣及宫廷执事们都在静静而不安中等待着。终于等到了半夜，顺治帝在养心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让历史记录下这一时刻: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夜，子刻，享年24岁。

顺治帝一去世，就把他的遗诏“颁示天下”。顺治帝的遗诏与任何一位皇帝的遗诏都不同，可以说，别具一格，他不是列举自己的功劳或成就，恰恰相反，他是自责自怨，自我批判，逐一列成“罪状”, 公之于众。

顺治帝自责，列出 13 项罪过。遗诏的最后部分，公布其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持服 27 天后，释服，即皇帝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政务”。

这篇遗诏自列罪状，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母责其子之言。其实不然。顺治帝还是以佛家的心性看待人生，举凡不足，皆称“罪过”。他按佛法时时检讨自己，敢于说出自己的不足，佛教宗旨，是劝人向善，凡于人不善之行为，都被视为罪恶。顺治帝信佛，崇尚佛家清净、无欲、与人为善的信条，这反映在他多次下诏自责。

大约从顺治十三年（1656 年）以后，至死前遗诏，至少已做三次公开自责。一次是在顺治十三年三月，他谕礼部:“朕自亲政以来，夙夜冰兢，不敢怠忽，务求克当天心，光昭祖德。”但近来“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等等,“皆朕不德所致”。他承认“今水旱连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负于上天作君之心，一过也”；其次,“今疆圉未靖，征调频兴，是朕有负于祖宗付托之心，一过也”；第三，“朕有负于百姓望治之心，一过也”。有此“三过”，使他“恐惧靡宁，抚躬身责”，其目的是“实图自改”。

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初，顺治帝又一次自责。他指示礼部：“朕荷天眷佑，缵承祖宗鸿绪，统御天下，夙夜乾惕，图所以乂安海内，永底升平，十有七年于兹。乃生民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人版图，而伏莽未靖”，诸如此类问题，在在皆有，使四海万民感到失望，这并非他自己“未尝励精图治”，追查原因，“实由（个人）凉德所致”。

因此，他“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此事关系重大，为表达他的诚意，他要“自责”，需祭告天地、太庙、社稷，还要“布告中外”。他要求礼部尽速作准备，选择好日期，再向他奏报。

至正月二十五日，顺治帝正式“省躬引咎”，向全国颁诏，实行大赦。诏书文字较长，不便遂一征引。他“自责”的基本内容，以及为什么要“自责”，已在给礼部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他首先说明，他已于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已分别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至、生日等给他送的庆贺表章,“暂行停止”。

为弥补自己的失误，他特颁“恩诏，加惠元元（百姓)，应行事宜，开列于后。”赦免内容，主要有：对各类罪犯，除犯“十恶”不赦及贪官等不赦，其余都减等；各省拖欠钱粮，如属民欠，皆免。满洲兵丁生活困难、各地孝子、顺孙、节妇等，均给优恤；投诚降清者奖，处罚逃人降等、救济全活百名以上穷民者，皆给予优待等等。

据此可知，顺治帝临终前的遗诏，与上引两次自责，从思想到内容，完全一致，可以说，这一遗诏，应是对前两次“自责”的总结，换言之，是在前两次“自责”的基础上形成的。退一步说，不管出自什么动机，这种深刻自责，深刻反省，诚为可贵，其精神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一个至尊的皇帝，敢于否定自己，不言功而专言自己的过错，实属超凡脱俗。

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反省，不可能是其母责备其子而书列 13 条罪状，换言之，作为母亲不可能向自己的儿子身上泼脏水，污损其子的名声。一句话，这是顺治帝的个人行为。况且在起草遗诏时，有满汉两臣边听边记，整理成稿后，又经顺治帝亲自改过，其真实性，是无须过疑的。

诏书中最重要的决定，除了宣布玄烨即皇位，就是任命四辅臣辅政。这是对“摄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原由本家摄政，一改为异姓的满洲大臣为辅政，也是防止个人专权的一项防范性的举措。这一决策，肯定有其母皇太后参与其事，给予支持。

顺治帝的丧礼自正月初八日正式开始。办丧礼的过程十分繁杂，繁文褥节，自不必细说。他的灵柩停放百日后，实行火化，由他的密友僧人茆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他的骨灰被装入“宝宫”，不过是一个坛子。

于次年即康熙元年五月，由辅政大臣等护送，至遵化，葬人他生前挚爱的女人董鄂氏的宝宫，两人合葬一墓，满足了顺治帝永远同她在一起的愿望。

顺治帝去世两个多月后，已到了三月，给他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顺治帝去世了，标志着一个短暂的时代的结束。玄烨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康熙时代开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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