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明月为什么不写了，有哪些适合快四十岁的人真正对人生有用的书籍值得推荐

我今年正好四十岁，看到这个问题，浪费上十几分钟说一下吧当年明月为什么不写了。也是经验之谈。

第一种，历史书。读原著，不要读白话版，柏杨类或者当年明月类，都不要看，那是给二十多岁孩子扫盲用的，不适合你。二十五史也不要全看，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隋书，资治通鉴，可以了。宋明清的正史都写的不咋地，除了专业研究者，根本看不进去。当年明月为啥写明史能火，就是因为明史文笔太差。你让他写史记试试。

第二种，圣贤书。诸子百家，孔孟老庄韩非子，看点就行了。孔子说，四十不惑，看了这些书，也就能明白很多道理了。

第三种，四大名著，不解释。

第四种，鲁迅周作人，金庸王小波。这几位都是有历练的人，写的东西也都是给中年人看的。

最后说一句，看书就是修行，不是为了有用。抱着有用的态度去看书，还不如不看。

《明朝那些事儿》并非一本正经的历史书；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也并非专业的史学家，

作者写这本书，自己也坦言，是“以心述史”，根据自己的感觉得解读历史，用自己的理解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

《明朝那些事儿》为了“以心述史”，为了吸引读者，运用了大量主观性的叙述，篇幅巨大，因此武断难免，错误难免，自以为是难免。

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清太祖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怎么死的，这个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根源，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给蓟辽经略高第打了份报告，说自己“用大炮打死无数”来犯之敌。山海关主事陈祖苞觉得这个报告太笼统，就另起了一份奏报，发回朝廷，上面称：“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高第随后认为，应该强调和突出这个“酋子”的身份，于是又追加了个折子，说“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擡去，放声大哭。”

宁远大战时，陈祖苞和高第身居山海关，离前线有七百多里距离，他们写的东西，只能根据袁崇焕的报告进行具体和细化的，但他们居然加入了想象和推测。

然而，就是这种想象和推测，有人脑洞大开，断定这被“炮毙一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依据是，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挂了。

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时间长达大半年，竟然得出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炮下的结论，不能不让人佩服！

但是，为了衬托袁崇焕的伟大，必须如此。

具体解释是，努尔哈赤遭受了炮伤，再兼失败后恼羞成怒，身心双层痛苦交织在一起，患上了不治之症，苟延残息了八个月，一命归阴。

《明朝那些事儿》把袁崇焕定性为一个大英雄，因此极力支持这种想法。

作者是怎么将这种推测进化为事实的呢？

首先，引用了《春坡堂日月录》里“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一语，以描述袁崇焕炮火之犀利。

接着，别开生面地抛出了一道数学应用题，说十门大炮每炮每天轰二十炮，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然后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出结论：“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宁远大战中金军伤亡人数是四千人以上的！

明朝方面，高第上报给天启帝的战果是：“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献俘报可。”

后金方面，《满文老档》上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从明、金双方记录的数字来看，彼此的记录都是相当靠谱的。毕竟，明朝收割的首级为二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受伤的二百余，可不就是“五百余人”？

这先暂且不主，继续看《明朝那些事儿》是怎么坐实“努尔哈赤毙命于袁崇焕炮火”这一说法的。

其描写努尔哈赤死亡的文字，异常有趣：“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看，似乎说得很隐晦，实际上却说得非常明解：努尔哈赤就是死于袁崇焕的炮下。

可惜的是，从相关史料来看，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这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健康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期间，他曾率军血屠觉华岛、整顿军马准备远征蒙古（因为东江毛文龙的捣乱，没能成行）。

二、诡辩袁崇焕与后金的勾结问题。

袁崇焕的罪状，是经过了漫长十个多月的审讯，最终由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判定的，共有十大罪：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这其中，最为致命的当是“谋款诱敌”，性质就是通番卖国、叛逆造反。

“己巳之变”期间，民间就“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廷臣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明朝那些事儿》却偷换了概念，说民间都造谣“袁崇焕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朝廷上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要叛变后金”。然后活泼幽默地自我辩论，说：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 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高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精彩，实在精彩。这一段偷换了的概念的精彩自我辩论，让人情不自禁地要鼓掌。

不过，所有正经史书上的记载、以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学者，根本没有谁过说袁崇焕过要放弃自己身为大明督师的立场，象李永芳、范文程等人一样逃跑叛变到后金的阵营里。

大臣指控袁崇焕，是说他“以五年灭奴欺皇上”、“密谋款敌”，“以胁城下之盟”。

事实就是如此，袁崇焕先前在崇祯帝跟前拍着胸脯、放豪言，说是要“五年平辽”。但到了辽东任上，感觉得根本办不到，为了五年后对自己的承诺交差，不得不动歪脑筋，妄图通过议和谈判来收复部分辽东失地。

《石匮书后集》因此明确记，袁崇焕是“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