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时间又是哪个时间，你是如何度过最难熬的那段时间的呢熬过之后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抵拒最难熬的时间又是哪个时间、煎熬、崩溃、疗伤、恢复，这差不多是每个人度过最难熬的至暗时间的过程。熬过生命旅程中遭遇的风雨雷电，就会迎来心平气和风平浪静的新的一天。

人活着，有七情六欲，喜、怒、忧、思、悲、恐、惊，几乎每天都在交叉上演。而眼、耳、鼻、舌、身、意的需求和愿望，永远都不会止息。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没有人会一直顺风顺水。遇到任何事都需要看开，不要钻牛角尖，世事都有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时难以面对的，告诉自己放一放，再放一放。时间会抚平所有伤痕。

对我来说最难熬，人生最至暗的时刻，是父亲患癌手术，我在医院陪床，几乎整夜整夜的失眠，白天还得强打精神，面对一切，身心的压力都很大，但也都煎熬过来了。

活到一定年纪，经历生老病老，会懂得人活着，世间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所有的磨难只不过是擦伤。

愿你尽快走过，走出最难熬的时段。

今天，来说说人生故事吧！这不是解放前，也不是砥毁新社会，更不是毁贬当时的社会治理，而是不容质疑的历史事实。

祖辈清末下华容。老一辈都把当初来洞庭湖垦荒的先辈，叫做“下华容”。与华北人的“走西口和闯关东”类似。

先辈在洞庭湖畔的一处开山建庄，后来此地发展成为集居有四千多居民的小集镇，当地居民俗称“小南京”。

解放前，外戚在小镇上开了家柴院子。也就是经营芦苇，木材，山竹，楠竹之类，供生火煮饭的烧柴；本族在小镇上开了家兑屋，也就是经营大米加工。同时也置有几亩水田，属半农半商吧。母亲因外婆死得早，九岁来我家做了童养媳。

解放后，父亲是镇郊胜利村的第一任村长，当年还是常德专区的土改干部。家有九口人，四世同堂。本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土改、合作社、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乡镇的社会变迁。也体验了三反五反、反右、大食堂、反五风、四清、文革、改革开放的政治变革。

现在已经行走在耄耋之年的路上，不说是坷坎人生，也可算得是历尽了苍桑。

长身体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虽然说是全民大食堂，但也有二两米的计划粮和三菜一汤，按时到肚，填个半饱也不是问题。

文革中期的69年至7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一样了，真可以算得上是“民不聊身”。外出讨米要饭，都要由生产大队开具证明，否则都有被外地民兵遣送回家的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因为困难年间，遇上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时期。二是由于自然灾害，农民交完公粮后，所剩粮食就过不去年关。当时民谣说:“镰刀上壁(bià)，冇得饭吃(qià)”。三是当时管制特别严格，凡是得请假，外出需证明，否则一律遣送。

政府的反销粮，一般都要到春耕后才有。中间三到四个月的粮荒咋办？自留地的蚕豆，红花种籽和油菜籽的春收，要到了春荒的后期才能收获。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割资本主义气尾巴盛行，农家喂鸡养猪种菜都要受限制，并且只能够自销，不能上市，否则要以资本主义尾巴来割。轻者挨批斗，重者坐班房。

记得69年的正月间，洞庭湖畔还是高寒天气的时候，我和60岁的爷爷，还有比我小三岁的满叔，到距离五里地的调蓄湖去挖湖藕。数千亩的湖场，清晨白霜薄凌，赤脚踩下去时，像刀片一样割，毛细孔都要出血。但挖藕的人们，却遍布整个湖场。由于挖藕是体力活，加上深处的泥土暖和，又有支支湖藕取出来时的兴奋，时间还容易过。但是，到傍晚收工时，挑上百余斤重的泥藕，赤脚走在坷坎不平的羊肠小道上的辛酸滋味，至今都让我忘记不得。

这样的重体力活，足足干了一个月。家的床底下和能置放的旮旯都塞得满满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当年的春收。

人生啦，总会有一些不如意。该上学的时候，又偏偏遇上了文革。不去学习却每天写着大字报，不去上课却走长征路搞大串联。当时觉得好玩，完全是不谙世事。

不料五七指示来了，要停课闹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在那里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大有作为”。从此，学校空巢。教师进了牛棚，学生上山下乡。待到复课时，把工人农民请进学校，叫着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化阵地。

当时，镇郊还不是城镇户口，叫回乡知青，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叫下乡知青。回乡知青要比下乡知青幸运些许，不用背井离乡下去边远乡村安家落户。他们虽说两年后有招工的期待，但他们短暂的欢喜，却成了黄梁一梦，因为后来工人都要下岗。

回乡后，由于有文化，表现也不错。由记工员、会计，还差点突击入党，当上了支部书记。只因为被推荐，当上了工农兵学员而放弃。

参加工作后不久，当上了七年制学校的校长，当年叫主任教师。因为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也不好当。记得一次暑假，改移动木黑板为墙上固定黑扳，只因规格3米x1米，与那位贫下中农的2米x0.9米不统一发生分岐。后来调高中部教高中数学时，那位贫下中农还拒绝开欢送会，也罢。

再后来，又因为盲目的工作，不满两岁的大女儿，在80年的一场春雨中，不幸滑落教室后面屋檐的滴水沟被淹。顿时跌落至人生低谷，被迫请调离开该校。

虽然是经教育学院培训，有结业证的中学校长。但非教育性的事务繁多，经常抽调配合各级行政的中心工作。诸如计生、纪检、农忙、催征农民上缴费用，等等。应接不暇。

还是后来，因为配合政府平垸行洪的大政策，在学校整体搬迁前，抽调去建校。学校搬迁时，却传来待命的指令。五十岁出头的我，要退养全休，回家养老。曾经立志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目标，也只能半途而废。也罢，回归小家庭，帮衬小孩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何乐不为呢？

一缓，人生就这么过来了。后来，同事们聊到此事，我还开玩笑说:“这能算什么事，学校又不是我个人的。就算是自己开的，儿子大了，也应该交班。”

工作就是这样，只是一个饭碗。端了别人的碗，就得服人家管。顺利也好，困难也罢，都只能听天由命。做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不做和尚了，管他钟由谁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是上策。想不到退养这样的美差，让我提前休息了十年，哪里能找到这样美好的无奈岁月。特别是退休后，全休的二十余年，真有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乐。因为这一切，都是凭自己的爱好，由自己的决定而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