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樵森新书，谁才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是明英宗还是王振

土木堡之败的真正罪魁祸首，只能是明英宗朱祁镇自己，太监王振，只能是个背锅侠而已罗樵森新书。

1449年，朱祁镇率数十万大军出征瓦剌，惨败于土木堡。后逃回北京的当事大臣李贤，在其相关日记写到，此战主战场20余万明军战死三分之一，伤者约一半，衣甲兵器辎重尽失，几近全军覆没。

再加上西宁侯宋瑛和武进伯朱冕所部大同军数万在阳和卫之战惨败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三人所统率四万兵被全歼；鹞儿岭之战成国公朱勇部五万军被全歼的损失；总计伤亡近30万，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大败。

大明帝国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毁于一旦，此后虽经重建，再不复从前战力。帝国国势亦就此中衰，铸九州之铁，不能为此一错。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李贤《天顺日录》

（李贤在朱祁镇复辟时成为大明首辅，深得他信任，在相关笔记中替他做了很多美化和称颂，因此绝不存在故意歪曲事实，以抹黑朱祁镇。）

传统史学观点，包括《明史》《明实录》，均认为此战大败的元凶，是朱祁镇宠幸的宦官王振王公公，犯下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才导致大军覆没。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

明宣宗朱瞻基教太监读书，这才给了王振机会，更能够近距离地接触皇帝，因此才有了更强的权力，群臣才不敢将王振怎么样。

明英宗朱祁镇幼小时就与王振在一起玩耍，朱祁镇对王振过分信任，听之任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群臣也想向英宗建议，将王振驱逐。但是英宗不听，群臣说什么，他只是迎合迎合，并没有真正听从意见。

由于获得明英宗朱祁镇的信任，王振在朝廷内外如日中天，群臣哪一个也不敢得罪于他，王振于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群臣激愤。在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后来在明代宗朱祁钰继位之后，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仗着王振的权势，对群臣呵斥，群臣忍无可忍，将其活生生打死在朝堂之上，这一举动着实是吓坏了明代宗朱祁钰。

朱祁钰也是没有想到，文官们竟然这么有杀气。当然，这一切的源头，还是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土木堡之变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熙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四代留下的基业消失殆尽，文官们无比痛惜。

随着现代人对明代历史的不断深入研究，均确定明代宦官仅仅是秉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本身并没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权柄，强如党羽满朝的九千岁魏忠贤，也仅仅是崇祯帝这么一个刚登基的新君就轻松拿下。

因此土木堡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同样应当是皇帝朱祁镇无疑，而王振公公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他的进退失措、指挥不当背锅罢了。

特别是明朝大军先取道紫荆关回京，欲经蔚州；而后行走40里，却又改道东行，向宣府行进，如此诡异行军路线，决策者只能是朝令夕改的皇帝朱祁镇自己。

王公公为了替他遮掩，只好先说「皇上是为驾幸老奴府第」，后又改口说「皇上是怕踏坏老奴家乡的庄稼」；奋力将三军和朝野怨愤都背于己身，实在是尽力了。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明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迷。

而后的不肯入怀来城宿营也好，不肯采纳兵部尚书邝埜之议，车架先行驰入居庸关也罢，初战失利后着急与瓦剌议和，反中其计也好，哪一样真是王振区区一个太监能做主的？

在关于土木堡之战的相关记述中，朱祁镇这么一个成年人，整场战争中居然就像个王振的提线木偶，王公公怎么说，他便怎么去指挥群臣三军去做，全无半点异议。

那么，是相信作为帝国皇帝的朱祁镇根本就智商低下、神智不正常呢？还是相信这位神通广大的王公公，纯粹是在史书中给某人的决策失误背黑锅？

【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明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明实录》

而随行文官武将阵没者，武官勋贵包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

文官重臣包括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都察院副都御史邓棨，侍读学士张益、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

整个大明王朝文武中枢，几近一扫而空，京城门户亦已洞开，经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时期的帝国经此一败，竟到生死存亡关头。

这其中，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英国公张辅了。永乐大帝朱棣麾下的第一名将，交趾的征服者，安南人的噩梦，大明帝国的军神，年纪已过七旬却在乱军中遇害，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后人对此多有不解，难道以他的军事才能，竟然预见不到面临的危险，只能眼看着大军蹈入死地么？难道以他的德高望重，竟然却面对王振一个宦官无能为力，只能赔上自己的性命么？

英国公张辅，曾征服交趾（今越南）

此战随军的另一个太监喜宁公公，本为关外女真人，被俘入宫后，同样得朱祁镇信任。两年之前，他就想侵占张辅的田宅，张辅不从。喜宁的弟弟喜胜带着“自净奴”（因太监名额有限，那些自己阉割但又入宫无门的人，往往被权贵收为家奴），去拆毁张辅家佃户的宅院，打死了孕妇一尸两命。张辅愤然诉之法司，喜宁反咬张辅同样收容了“自净奴”。

女真族太监：喜宁

朱祁镇便一味拉偏驾，赦免喜宁，让喜胜花钱赎罪，仅将直接行凶的家奴戍边，又将张辅收容的“自净奴”也充军了。从此之后，四朝元老托孤重臣、勋贵之首位极人臣的太师国公，便被一个佞幸欺凌到只能忍气吞声以避祸的地步。

这就是土木堡之战前，朱祁镇治下的大明朝。

【庚午，太监喜宁侵太师英国公张辅田宅，辅不从，宁弟胜及其自净家奴毁辅佃户居室，殴辅家人妻堕孕死。辅诉之，宁得宥。法司鞫胜及其家奴俱当杖。上命胜赎罪，谪自净者戍广西南丹卫。胜言辅亦擅收自净奴，上宥辅罪亦谪自净者于南丹。至是张辅多次为喜宁欺侮，亦稍屈以避祸。】

朱祁镇把王振当做自己的老师，称他为“王先生”，而喜宁仅仅是他信任的一个家奴。张辅连喜宁都已经惹不起了，又怎么可能去制止王振的胡作非为呢？所以面对大军倾覆，也只能老泪纵横，以身殉国了。

二十四史稀有之叫门天子后世论者称大明为“刚明”，与强汉盛唐并称，敬的正是二百年天子守国门、末代君王死社稷的那份刚强。后世对崇祯帝的施政举措虽不为微辞，却无人能否定他临难一死殉国的那份担当。

可惜大明中期，却偏偏出了一个土木堡丧师辱国，苟且偷生不肯自裁的软骨头朱祁镇，若他仅仅是贪生怕死，那也罢了。

此人更临危投敌，给异族侵略者当带路党，堂堂天子为其叩关叫门，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其行径实与汉奸无异，之前列祖列宗、之后子子孙孙，皆要为其丑行蒙羞。

张辅等一大群文臣武将，连同十几万大军战死了。朱祁镇成了瓦剌人的俘虏。而喜宁公公却摇身一变，成了瓦剌军首领也先太师的得意红人。他尽告大明边关守备详情，尽心竭力给瓦剌军出谋划策。

也先俘虏朱祁镇后，又得喜宁投靠，于是野心膨胀，更欲南侵大明，挟制朱祁镇攻宣府、攻大同，令他在关下叫门。

瓦剌太师也先俘虏朱祁镇后，野心膨胀，更欲南侵大明，挟制朱祁镇攻宣府、攻大同，令他在关下叫门。朱祁镇昏庸怕死，完全听任也先摆布，竟传命开城。

若两关守将听其乱命，开关献城，则大明九边防线崩塌，京城乃至整个中原的的屏障将被拔除，不知多少黎民百姓要惨招胡虏铁骑杀戮。他的性命何其宝贵，难道土木堡的十余万已成白骨的大明将士，山西河北当时被瓦剌军蹂躏的上百万百姓的性命，便若草芥了？

寇数出没大同、浑源，伺军民樵采，辄驱掠。或幸脱归，率残伤肢体。遗民相率入城，无所栖，又乏食。

好在宣府守将罗亨信、大同守将郭登等守将头脑清醒，以江山社稷为重，拒不开门。

在大同，朱祁镇以两人有姻亲为名，传旨郭登开门，被郭登坚决拒绝，瓦剌人“只”搜刮了金银两万多两。朱祁镇还命令将之前为国捐躯的大同总督武进伯朱冕、大同总兵西宁侯宋瑛等人的家财、蟒衣等取出，尽数送与也先。

【二十三日，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登遣人传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幸罗亨信忠义誓死以守，不独一城蒙福，而京师实赖之。世谓亨信有安社稷之功，而忌者仅循常例，有遗憾焉！】

【安等献酒，上酹地饮讫，虏令括城中犒军物，并内官郭敬等金银共二万余两来迎驾。既献，虏咲不应。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割与虏，食讫遂去。】

【上命袁彬入大同城取赏赉物，得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家赀及三人蟒龙衣，并指挥、千百户所共出衣服、彩缎以赐也先等。】

其后，喜宁领着瓦剌军改道攻紫荆关，仍旧是挟制着朱祁镇叫门。朱祁镇却对随侍身旁的锦衣卫袁彬说：「只凭着天理去。」四日后，瓦剌军破紫荆关，杀守将孙祥，打通了直抵北京城之路。

【是日，喜宁引虏骑攻紫荆关，副都御史孙祥与之相持四日，虏潜由他道入，腹背夹攻，关破，祥死之。】——《明实录》【初四日到紫荆关北空地驻扎，有通事都指挥岳谦与臣说，喜宁会说达达话，说他领哨马进紫荆关，去抢北京。臣思喜宁颇知中国虚实，虏用恐其乘虚入关，当以岳谦所说奏闻。上曰：只凭着天理去。

初五日，喜宁领前哨进紫荆关北口。初九日，喜宁等烧毁紫荆关，杀都御史孙祥。】——袁彬《北征事迹》

大约在此刻朱祁镇心里，千万万大明将士和百姓的性命，都比不上他自己的性命能多活一刻。

他难道不知道放蒙古军打进中原，国破则家亦亡？他难道不知道当年北宋靖康之耻时，皇族女眷有怎样的悲惨遭遇，难道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母后妻儿？

哪怕就算是个无拳无勇的普通人，被歹徒捉住威逼去开自家大门，若是明知自己的母亲妻女定会被蹂躏侮辱，幼子定会被杀死，稍有点血性的男儿也绝不会从命，而宁愿一死保全家人吧？

崖山之难时，南宋末帝赵昺只是个无辜幼儿，对国事倾败全无责任，尚且知道听从陆秀夫教诲，为国殉死，不可再辱。这正是天子之于帝国的责任。

可叹朱祁镇身为一国之君，平日口含天宪，锦衣玉食，受万民景仰视为父母，在一战葬送几十万将士，将数代祖宗的基业败坏殆尽后，却全无气节，任由敌虏带去叩关。

借一句评陈后主的话，朱祁镇真“全无心肝”也。

对不肯给他开关卖国的郭登，朱祁镇衔恨在心，复辟后竟以此为罪，将之削爵流放。可见在他心里，根本不觉得当时的叫门行径是逼不得已、心里有愧，竟能理直气壮地清算起保卫国家的功臣来。 史家评此事是：

【然则挟天子者，挟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义之心萌，郭登之言决，而杨善之说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门矣。故汉高分羹之语，乃孝子之变声；郭登有君之谢，实忠臣之苦节。英宗不感生还，反疑予敌。谦死东曹，登贬南都，忠臣义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

其实平心而论，于少保和郭将军确实有“错”，错就错在太高估了此人的人品节操，又太低估了此人的恬不知耻。战后于少保为保全国体，不愿前任皇帝受辱于异域，劝代宗将其接回，却反遭其害。

对朱祁镇其人，土木堡之战后便已是一具行尸走肉，对其类同汉奸的叫门行径，正该指斥其为奸佞仿冒，言明：

「大明朱氏祖训，太祖太宗驱逐鞑虏，百战开国，后世子孙岂有甘当蛮人俘虏的皇帝，更无给敌寇带路喊门的天子！叩关此人必是奸细假冒，辱及列祖列宗身后之誉。似这等不忠不义不孝之徒，三军将士，但以箭矢相对，杀之有赏无罪！」

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之后，平反王振，建庙祭葬招魂。甚至给瓦剌太师也先在京城建庙。

在今天北京的西大市街，从前叫西四牌楼的北面牌楼，曾有个“当街庙”，正是朱祁镇下令修建，纪念的是他不打不成交的好朋友，瓦剌太师也先是也。

【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中间有一庙宇，座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也先）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朱祁镇复辟后，认为是也先太师放他回来，始有今日，便命人建了此庙。「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民国初年修马路时，这个庙始拆却。

堂堂大明天子为胡虏酋长、敌国君主在京城立庙，或许是在瓦剌时真被虐待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是打心眼里将也先当做恩人来感谢。就只不知道土木堡阵亡的十万将士，几十位殉国文武重臣，瓦剌入侵蹂躏河北山西时惨死的几十万百姓，对自家皇帝给罪魁元凶祭拜立庙的行为，当做何是观。

明英宗复辟以后，认为王振是无罪，而且还有功。根据《明史》记载，明英宗在复辟当年的十月，就“赐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

而在《纲目三编》中的记载则是更为详细，当明英宗为王振赐祭立祠的时候，有人反对，认为是王振是“为敌用者”。明英宗大怒，说道：“振死难朕所亲见”。意思是自己亲自作证王振是清白的，还将说这些话的人贬官。

明英宗对王振是追念不已，后又复其官，刻香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赐额曰“旌忠”。

也就是说明英宗不只认为王振无罪，还将其官复原职，又是赐祭又是立祠的，简直是对其太念念不忘太好了。

由此可见王振这个明代太监专权第一人，虽然因为土木堡之变而遗臭万年，太监生涯是失败至极。但他的教师生涯还是很不错的，身为明英宗的启蒙老师，能让学生如此信任惦记他，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而明英宗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土木堡之变是他的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为王振正名，就是给自己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