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一个我们村的老头儿冲进我家，瞪着眼问我:“你家吃的在哪？我快饿死了！”
我急忙说:“我家也没吃的了，都给要饭的拿走了！”
老头说:“让我进去看看，我真的快饿死了。”
我张开双手拦住他:“不行，你不能进去。”
老头愣了愣，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要饿死了，一定带你一起走。”
虽然我不懂他说是什么意思，看着那恐怖的眼神，我不知所措。老头转身离去。妈妈回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脸色很难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就要睡了，借助煤油灯昏暗的亮光，我看到北墙上一个黑影在死死的盯着我。我惊慌的告诉妈妈:“那里有个人！”
妈妈惊慌地说:“别瞎说！没人。”把我搂入怀中。回头跟爸爸说了几句话，爸爸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爸爸回来了，低声对妈妈说:“死了！”然后爸爸抱着我来到了爷爷家。
爷爷是个善男，在特殊日子里也偷偷地坚持给佛祖上香。爸爸希望他的香炉能保护我度过此次灾难。
三天后，我还是发烧了，烧到不省人事。两家医院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判了我死刑。当时我已进入濒死状态。(有兴趣可翻阅我的2020－12－01号问答:濒临死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死亡真的那么可怕吗？)
妈妈不舍，抱着我狂奔向县医院。危险时刻，一股神秘力量将我从濒死状态拉了回来。三天后我终于苏醒过来，给妈妈报了一个平安，随后进入了三天的昏迷。却也是另一个生命历程的起点。
在辽阔的大西洋上，两艘装有当时最先进导航仪器的优质海轮相向 驶近。彼此早在十几多千米以外便通过雷达装置看到了对方。可是，一 路小心避让的结果，却偏偏撞个正着。这事儿——你说怪不怪？事情发生在1956年7月25日，当天是星期三。两艘不幸相撞的船, 一艘叫“阳里亚办号，属于意大利航业公司所有；一艘叫“斯德哥尔摩” 号，属于瑞典瑞美公司所有。前者于1951年6月在热那亚下水，装备着 当时最先进的全套仪器与装置，号称“无论天气如何恶劣，都可以平稳航行”。后者的设备在那时也是第一流的，而且它还有着一个特别坚硬的船头，以便可以在北极圈的海区内破冰前进。两艘船的船员也是无可挑剔的：可谓个个精兵强将，既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又极富责任心与纪律性。
至于两船的船长，更是无须质疑。“阳里亚”号的船长卡拉美，时年58岁，拥有40年航海的辉煌纪录，战时曾任海军司令，自1953年1月起即担任该船船长。他忠于职守但对部下却很亲近，管理严格却作风民主。而该船自首航以来连这次已是第51次航行了，5年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大小事故。
“斯德哥尔摩”号的船长拿腾逊，时年63岁，仅替该船所属的瑞美公司服务即达40年。在他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长形脸上，显露出的是饱经风霜和与海浪搏斗的坚韧及老练。他那严谨的神色，则表示出他惯守纪律一丝不苟。星期三下午1时许，“阳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在大西洋上 相向航行。
前者自意大利热那亚出发，朝纽约行驶，距纽约已不到一昼 夜的航程了，其时位置在南塔角东264千米处。后者则自纽约出海，目 的地是丹麦哥本哈根，其时位置在南塔角西352千米处。这也就是说， 两船距离当晚12时相撞时，其直线距离为616千米，每船平均还需走 308千米的航程。
南塔角的南塔岛南64千米处有一条灯塔船，它是纽约 港设在大西洋近海岸的一个浮动界标：西行的船只可以由它导向纽约港， 东行的船只则在它的指引下穿行大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