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县令破案故事，古人是靠什么刑侦手段来破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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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

《论语·子路》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古代县令破案故事，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是说，叶公跟孔子讲，在他的家乡，有个为人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家的羊，他一样告发了。孔子听了后却说，在他家乡，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如果父亲和儿子中的一人犯了罪，他们互相隐瞒，这才符合常理。

在这里，孔子将维系家庭的父子关系——“人伦”放到司法之前，即“亲亲相隐”才是符合常理的。但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在伦理问题上的推论，并没有具体的司法实践。孔子的提法在实践上的难度显而易见：大家都亲亲相互，最后的司法裁判如何辨别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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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

董仲舒

历史上汉朝的司法制度直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从那时起我们的老祖宗就在司法实践中跟“公理法理之争”杠上了。儒家思想在司法体系中的体现为“春秋决狱”。司法官会根据儒家典籍《春秋》中的义理裁决具体的案件。

《通典》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人殴打了他的生父，这在汉朝本属于重罪，但董仲舒并没有判邢。因为董仲舒考察后得知，这个生父并没有抚养当事人，而是送与别家。之所以被打是因为在酒后借着酒醉，向当事人耍混说：“你是我儿子。”

董仲舒的判决认为，当事人的生父并没有养育他，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父子之义，所以当事人的行为并不能作为殴父罪处罚。

法律思想上，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春秋决狱”让司法官有了灵活裁决具体案件的司法依据。从孔子“亲亲相隐”的伦理推论上升道国家层面的法理依据，这主要依赖于儒家学者对《春秋》乃至其他儒家典籍的解读。

换言之，在亲亲相互的混乱和司法条文的僵化之间，汉朝的治理者选择了儒家的知识分子作为两者的中和剂。老百姓眼里的常理还不能作数，要高级知识分子承认了才算。

无论如何，这比起动不动死罪的秦律来说要友善多了。

包公断案演出现场（历史背景：北宋）

《三国志》里记载曹魏的一个名臣陈娇曾处理过一个案件：一个农民因为父亲患病，久治不愈，他宰杀了自家的耕牛作祭祀，祈求其父痊愈。私自宰杀耕牛在当时是死罪，负责断案的县令判这个农民死罪。陈娇得知案情后，认为这个人是个孝子，为他赦免了罪罚。

看多这样的案例，人们又会发现，要不冤死，判你的人得是当时的哲学博士、国学大家、碰巧还是个官。在识字率低下的古代，这种方法基本不可能被普遍执行。被记录下来的案例很多更像是当权者的政治宣传。倒霉的碰到腐儒，还会搞出的“不守礼法”、“不守妇道”、“文字狱”等等。

知识分子不一定靠谱，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义理和法理有了矛盾，司法裁判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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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合一

唐高祖

到了隋唐朝，当权者觉得“春秋决狱”那套一来太主观，二来受知识分子（也就是儒家）把持。于是“礼法合一”的时代开始了。

唐高祖李渊主持修订了武德律令，作为唐朝司法基础。其后亦有《贞观律》、《永徽律疏》、和《唐律疏议》，细化了罪刑体系、德刑理论和行政法规，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系统化地纳入唐律。唐律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家训图

换句话说，这些以前靠儒生捣鼓对错的事，现在有了司法上的明文依据。其中一条便是“同居相隐不为罪”。法理和伦理的矛盾到了唐朝不再由官员主观裁定，而是有了具体的价值观导向。

与汉朝以来不同，唐律的制定更倚重于事务性官僚，用现在的话说，精美的商人比道学家会管事。这样的结果却是，更加完善了贵族和官员特权。

起源于《晋律》的“官当”，在唐律中变本加厉：官员可以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甚至可以用当事人的历任官品抵罪。

杖臀全刑是折杖法中的一种，开始于宋太祖时期。

到了宋朝，事务性官僚要学习法律文书，并由“律学博士”进行讲授和考核。历史发展到这里，似乎又走了个循环，法律条文再次压倒了人伦常理。司法权统归中央。由此，宋朝成了重刑最多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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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酒时期反对禁酒的游行

把这些老祖宗的套路换到现在，有的如“亲亲相隐”已经有现代司法的实践先例，有的如“礼法合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争议多多。不过历史至少证明，司法和伦理都不能取代彼此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过度依赖前者，我们得到重刑的秦律或者美国禁酒令那样的闹剧，过度依赖后者，司法裁决则沦为诛心的诡辩。

我国现有的法律系统为大陆法系，庭审缺乏英美法系的灵活性，没有判例法作为补充，在具体案件审理中，特别是涉及当事人同时作为施害者和被害者，案件推理和罪行判定会与一般的“常识”相悖。

这一案的审判结果，与其说是不符合公义，不如说我国的司法系统再一次错失了一个追求公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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