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百姓怀念元朝，明末农民军，开始坚决反明，可清朝一入关为何又转头扶明反清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的立场转变并非是“瞬间”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灭明”到“单独抗清”，再到“扶明抗清”的过程明朝百姓怀念元朝。这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

第一次转变：从“灭明”到“单独抗清”一、“灭明”

1627年，在旱灾等天灾，外加沉重的徭役赋税等人祸的双重打击下，明朝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针对这种情况，明朝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试图压制国内的动乱。此时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多个临时政权，但是既缺乏统筹有效的指挥，又没有树立起推翻明朝政权的宗旨，整体态势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一直到1643年，起义军的两大系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如李自成部取得汝州之战的胜利，彻底占领河南、陕西等地；张献忠部攻占武昌等地，农民起义军正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随着农民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其建立政权，推翻明朝统治的宗旨逐步确立。

次年即1644年，李自成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正式北伐灭明，并于三月成功攻占北京；而张献忠亦于八月占领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李自成：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师，环攻九门。丁未，京城陷，帝后崩。

张献忠：时中原多故，诸将无暇西顾，献忠遂奄有两川。此时，农民起义军的势力达到全盛，“灭明”的战略大部实现，而明朝则实力大损，退守南方。占据长江以北大片土地的李自成，正式直面满清的势力，开始了抗清的过程。

二、单独抗清

大顺政权：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同年四月，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迎清兵入关，与李自成在一片石展开大战；李自成战败，随后退出北京，一路逃回陕西，河北、山西等地虽分少量兵守卫，但皆被清兵攻陷，大顺势力遭到重创。

李自成溃逃到陕西后，与满清政权经历了短暂的相持阶段，到了1644年冬，李自成与满清在陕西地区展开大战。清军一路由多铎率领，直取潼关；另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从山西渡过黄河，杀入榆林等地。在清军的两路夹击下，1645年正月，潼关失守，李自成放弃陕西，逃入武昌，再一次进入溃逃阶段。

陕西的失守，意味着李自成大顺政权单独抗清的失败。

大西政权：

陕西失守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再无与满清的任何缓冲地，也开始直面满清的威胁。

1646年，满清与大西政权展开大战，次年即1647年，张献忠北上迎敌，在凤凰岭中箭而亡。

张献忠的败亡，这意味着大西政权单独抗清的失败。

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此外，在抗清过程中，李自成与张献忠并未合作抗清，而是处于相互独立抗清的状态。甚至在李自成退守陕西后，还与张献忠在保宁等地展开争夺战。

从以上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一开始选择的策略都是单独抗清，即既不与明朝合作，起义军内部各系统也不合作，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农民起义军面对满清势力的威胁时，其势力正好达到全盛，再加上对满清势力的不了解，使得农民起义军政权有信心能够单独解决满清势力；同时，即便在前期遭遇失败，但农民起义军分别占据着陕西、川蜀等形胜之地，让农民起义军产生了可以“僵持以徐图”的假象。

二是因为农民起义军是推翻明朝统治的直接凶手，存在着激烈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在一般情况下，矛盾难以逾越；同时，起义军系统内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决裂，无法合力抗拒满清；

三是农民阶级出身的起义军将领，思想认识上存在局限。他们长期的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生存与抗争，使得其对于华夷之分认知迟钝，并无法快速认清满清入关所带来的的严重后果。

第二阶段：由“单独抗清”到“扶明抗清”大顺政权：

李自成从陕西溃逃至武昌后，遭到清军的攻击，并于1645年在九龙山战死。旋即在大顺军残部的拥立下，李自敬继位称帝。注意，此时李自敬的称号依然是皇帝，这意味着此时的大顺政权绝无语南明政权合作的可能性。但随后李自敬在乱军中失踪，大顺军残部在李过、李来亨等人的率领下开始与南明政权展开接触。注意，李过、李来亨仅仅只是农民军的首领，并未称帝。

此时的大顺政权，在满清的连续打击下，势力已然大损，核心将领相继阵亡，已经是穷途末路，也彻底宣告了单独抗清策略的失败；而南明政权，依然占据着半壁江山，势力可以说是强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顺政权与南明政权开始了合作。

大西政权：

而大西政权，则在张献忠死后，在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于1647年接受黔国公沐天波的邀请，进入云南平定土司叛乱。这意味着大西军政权也开始了与南明政权的接触与合作，随后，大西军占据了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势力较为强盛，而南明则在满清的打击下，势力日颓。

到1651年，南明永历政权相继失守湖南、桂林、南宁等地，势力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其能够依靠的力量只剩下了大西军，但也意味着大西军要单独面对满清势力的威胁了。

同时，大西军内部意见也非常不统一。孙可望意图裂土称王，但是李定国坚持联明抗清的策略，内部矛盾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可望于1652年迎永历于贵州安龙府，相当于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态势。

永历给予孙可望的权力：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才建立抗清统一战线，这既是内部矛盾制衡下的一种最优解，也是基于形势发展，需团结一切力量对抗满清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南明政权与大西残部的矛盾等原因，导致永历政权根本无法凝聚起全部力量对抗满清，导致了联合抗清的策略的最终失败。

无论大顺余部还是大西余部，最终选择了“扶明灭请”的策略，有以下几个共同原因：一是面对满清的威胁太过强大，唯有抱团取暖才是生存之道。无论大西军还是大顺军，在其仍然具备一丝生机之时，都坚定的选择了单独抗清的策略；而在单独抗清的策略彻底失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方才与南明政权开始接触，选择了“扶明抗清”的策略。

二是南明政权占据正统性。无论是大顺政权还是大西政权，其都来源于农民起义，并未占据正统性。而南明作为大一统王朝明朝的残余政权，在道义上占据正统，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广大军民中仍然具备很强的号召力。

黄应运游说李定国“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三是起义军将领逐渐认识到了满清入关的严重影响。农民军将领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满清入主中原对汉人统治的危害，再加上满清的屠杀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取代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综上，无论是大顺政权还是大西政权，其最终选择“扶明抗清”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都是形势所迫：大顺政权是穷途末路下的无奈，大西政权是内部制衡与独自面对满清威胁下的最优解。但深究背后的主要原因，终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了主要的社会矛盾，让更多的人警醒，这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