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们多次讲过他年轻时期的一场恐怖经历，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他描述的那个场景时，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一张狰狞的面孔。
七十年代末，还没包产到户那会儿我们家很穷，爷爷长期卧病在床，奶奶早在闹饥荒时就去世了。那时候姐姐才七八岁，我才两三岁，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父母从生产队挣来的工分，每年的口粮总是不够吃。
那一年的冬天，家里又断粮了。
父亲背着口袋去十几里外的二姨家借粮食，二姨家在川水地区，加上家里劳力多，生活要比我们稍微好一些。
父亲借到了二十几斤苞米，为了不让我们挨饿，于是就扛着它连夜往家赶。
因为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所以他来回只能步行。
他快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到半夜十一二点了，那时候的街上都还是土路，没有路灯，也没有车来车往，所有的人都早就进入了梦乡。
就在他走到一个叫“张家祠”的地方时，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钻出来了两个壮汉。
他俩把父亲堵在了路中间。
借着月光，父亲看到他们都拿着凶器，一个握着一把匕首，一个拿着一根木棒。
那时候治安特别乱，一到晚上，劫道的特别多，年轻人出门都不敢一个人走，得找个伴壮胆。
父亲心想完了，粮食要是被他们抢了去全家都得饿肚子。
他虽然很害怕，但是本能的紧紧抱着粮食不放。其中一个拿刀在我父亲脸上比划了一下，说东西放下，搜完身再走人。
另一个拿木棒的一把夺过父亲怀里的苞米，开始对我父亲搜身，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觉着再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拿刀的那个说了声滚。
我父亲虽然吓得浑身直发抖，但是一想到家里正在挨饿的我们，于是就壮着胆子把家里的情况跟那两人讲了一遍，然后求他们高抬贵手把粮食还给自己。
拿着木棒的刚要举起木棒打父亲，突然从黑暗中又传来一个声音：等一下！
我父亲这才看见一棵大树底下还蹲着一个人。
那人闷声说，过来。
我父亲老老实实地朝那人走了过去。
月光下，那个人很壮实，好像一只眼是瞎的，他抱着双臂蹲在地上，面无表情地用仅有的一只眼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父亲。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赌一把。
我父亲没听明白，也不敢问，只是低着头弓着腰站在那里发抖。
那人又发话了，说老子今晚想跟你赌一把，给你个选择，选我左手还是选我右手？看你的运气吧，你赢了拿东西滚蛋，选输了挑你一根筋。
我父亲跟他讨饶，他说再啰嗦算你输。
后来，我父亲在他的逼迫下胆战心惊的做出了一个选择：选他的左手。
只听那人哼了一声，然后慢慢的伸出他的右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斧头。然后又伸出了左手，左手中空无一物。
我父亲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就想从拿木棒的那人手里拿过粮食跑路，生怕他们反悔。
就在他拿了粮食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蹲着的人又说了一声站住。
我父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人果然要反悔，但是他又不敢跑，抱着粮食一定是跑不过他们的。
于是他就乖乖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
那人说，愿赌服输，把你赢了的东西拿走。
我父亲回过头瞄了一眼，他手里除了那把斧头外什么都没有。
正当他疑惑不解时，对方伸长了左手，说把我的袖子撸起来自己拿一块。
我父亲小心翼翼地照做了，当他撸起那人的棉衣袖子后，看见他手臂上全是手表。
那人说，要第几块？说！
我父亲回答说我不要，还是让我走吧。
结果对方不答应，骂我父亲啰嗦，说再啰嗦就翻脸。
于是我父亲低声说了个“三”。
那人果真把第三块表捋了下来给了我父亲，说你小子命大，滚吧！
我父亲这才一口气没敢歇，一路小跑就回了家。
他不认字，在煤油灯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那是一块啥表，生怕那几个贼人使诈，过几天又会来讨要，于是就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了炕柜的最里头。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觉着那几个劫道的说的是真话，于是就把那块表从炕柜中取了出来，然后找了个识货的人看了一下，结果那人说这是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按当时的价格，起码值100块左右，而且有钱也很难买到，买它不但需要钱，还需要票，是凭票供应的。
我父亲说，那时候国家职工的工资一个月才36块钱，一斤粮食才一毛多，一斤肉才五六毛，一斤盐巴才一毛三分钱，那一块手表足够我们全家吃三四个月。
从二姨家借来的苞米没多久就吃完了，于是我父亲心一横，就把那块上海牌手表托我舅卖给了他们矿上一个快要结婚的男青年，卖了96块钱。
他用那些钱给我爷爷从一个很有名的中医跟前抓了几副草药，剩下的全买了粮食，然后把借我二姨家的苞米也给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三年。
我父亲说那一年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活动，抓了不少坏人。
有一天，街上突然想起了震耳欲聋的警笛声，他跑去看热闹时才知道是公家押着抓来的坏人们在游街。
坏人很多，有些被绳子捆着，有些戴着手铐，装了三大卡车。
突然，他在其中一辆卡车上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人面露凶相，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是瞎的。
我父亲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人就是几年前在半夜劫道，还让他赢了一块手表的那个人。
那些坏人被游完街后押回了看守所。
我家离看守所比较近，看守所的老所长我父亲也认识。
有一天，我父亲让我妈烙了一打油饼，又买了一只鸡，收拾干净煮熟后拎着那些东西去了看守所。
见了老所长后，他把那个不知名的人的外貌特征给所长详细描述了一下，然后把那些吃的托老所长给那人捎带了进去。
我父亲说，他之所以那样做，是想让他在里面吃两顿饱饭，曾经那些草药救了我爷爷一命。他说他一辈子没占过任何人的便宜，那些吃的就当是还债了。
我父亲说，当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又见过那人一次，是在公判大会上见到的，开完会后，那人被押赴刑场枪决了。
这是我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真实经历，他的那一场经历，别说是胆小怕事的他，就算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遇到，恐怕也会怯上三分。
比较真实的鬼故事，有木有什么特别恐怖的故事或者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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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个没进过一天校门，老实巴交的农民比较真实的鬼故事。
他给我们多次讲过他年轻时期的一场恐怖经历，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他描述的那个场景时，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一张狰狞的面孔。
七十年代末，还没包产到户那会儿我们家很穷，爷爷长期卧病在床，奶奶早在闹饥荒时就去世了。那时候姐姐才七八岁，我才两三岁，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父母从生产队挣来的工分，每年的口粮总是不够吃。
那一年的冬天，家里又断粮了。
父亲背着口袋去十几里外的二姨家借粮食，二姨家在川水地区，加上家里劳力多，生活要比我们稍微好一些。
父亲借到了二十几斤苞米，为了不让我们挨饿，于是就扛着它连夜往家赶。
因为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所以他来回只能步行。
他快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到半夜十一二点了，那时候的街上都还是土路，没有路灯，也没有车来车往，所有的人都早就进入了梦乡。
就在他走到一个叫“张家祠”的地方时，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钻出来了两个壮汉。
他俩把父亲堵在了路中间。
借着月光，父亲看到他们都拿着凶器，一个握着一把匕首，一个拿着一根木棒。
那时候治安特别乱，一到晚上，劫道的特别多，年轻人出门都不敢一个人走，得找个伴壮胆。
父亲心想完了，粮食要是被他们抢了去全家都得饿肚子。
他虽然很害怕，但是本能的紧紧抱着粮食不放。其中一个拿刀在我父亲脸上比划了一下，说东西放下，搜完身再走人。
另一个拿木棒的一把夺过父亲怀里的苞米，开始对我父亲搜身，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觉着再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拿刀的那个说了声滚。
我父亲虽然吓得浑身直发抖，但是一想到家里正在挨饿的我们，于是就壮着胆子把家里的情况跟那两人讲了一遍，然后求他们高抬贵手把粮食还给自己。
拿着木棒的刚要举起木棒打父亲，突然从黑暗中又传来一个声音：等一下！
我父亲这才看见一棵大树底下还蹲着一个人。
那人闷声说，过来。
我父亲老老实实地朝那人走了过去。
月光下，那个人很壮实，好像一只眼是瞎的，他抱着双臂蹲在地上，面无表情地用仅有的一只眼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父亲。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赌一把。
我父亲没听明白，也不敢问，只是低着头弓着腰站在那里发抖。
那人又发话了，说老子今晚想跟你赌一把，给你个选择，选我左手还是选我右手？看你的运气吧，你赢了拿东西滚蛋，选输了挑你一根筋。
我父亲跟他讨饶，他说再啰嗦算你输。
后来，我父亲在他的逼迫下胆战心惊的做出了一个选择：选他的左手。
只听那人哼了一声，然后慢慢的伸出他的右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斧头。然后又伸出了左手，左手中空无一物。
我父亲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就想从拿木棒的那人手里拿过粮食跑路，生怕他们反悔。
就在他拿了粮食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蹲着的人又说了一声站住。
我父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人果然要反悔，但是他又不敢跑，抱着粮食一定是跑不过他们的。
于是他就乖乖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
那人说，愿赌服输，把你赢了的东西拿走。
我父亲回过头瞄了一眼，他手里除了那把斧头外什么都没有。
正当他疑惑不解时，对方伸长了左手，说把我的袖子撸起来自己拿一块。
我父亲小心翼翼地照做了，当他撸起那人的棉衣袖子后，看见他手臂上全是手表。
那人说，要第几块？说！
我父亲回答说我不要，还是让我走吧。
结果对方不答应，骂我父亲啰嗦，说再啰嗦就翻脸。
于是我父亲低声说了个“三”。
那人果真把第三块表捋了下来给了我父亲，说你小子命大，滚吧！
我父亲这才一口气没敢歇，一路小跑就回了家。
他不认字，在煤油灯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那是一块啥表，生怕那几个贼人使诈，过几天又会来讨要，于是就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了炕柜的最里头。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觉着那几个劫道的说的是真话，于是就把那块表从炕柜中取了出来，然后找了个识货的人看了一下，结果那人说这是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按当时的价格，起码值100块左右，而且有钱也很难买到，买它不但需要钱，还需要票，是凭票供应的。
我父亲说，那时候国家职工的工资一个月才36块钱，一斤粮食才一毛多，一斤肉才五六毛，一斤盐巴才一毛三分钱，那一块手表足够我们全家吃三四个月。
从二姨家借来的苞米没多久就吃完了，于是我父亲心一横，就把那块上海牌手表托我舅卖给了他们矿上一个快要结婚的男青年，卖了96块钱。
他用那些钱给我爷爷从一个很有名的中医跟前抓了几副草药，剩下的全买了粮食，然后把借我二姨家的苞米也给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三年。
我父亲说那一年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活动，抓了不少坏人。
有一天，街上突然想起了震耳欲聋的警笛声，他跑去看热闹时才知道是公家押着抓来的坏人们在游街。
坏人很多，有些被绳子捆着，有些戴着手铐，装了三大卡车。
突然，他在其中一辆卡车上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人面露凶相，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是瞎的。
我父亲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人就是几年前在半夜劫道，还让他赢了一块手表的那个人。
那些坏人被游完街后押回了看守所。
我家离看守所比较近，看守所的老所长我父亲也认识。
有一天，我父亲让我妈烙了一打油饼，又买了一只鸡，收拾干净煮熟后拎着那些东西去了看守所。
见了老所长后，他把那个不知名的人的外貌特征给所长详细描述了一下，然后把那些吃的托老所长给那人捎带了进去。
我父亲说，他之所以那样做，是想让他在里面吃两顿饱饭，曾经那些草药救了我爷爷一命。他说他一辈子没占过任何人的便宜，那些吃的就当是还债了。
我父亲说，当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又见过那人一次，是在公判大会上见到的，开完会后，那人被押赴刑场枪决了。
这是我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真实经历，他的那一场经历，别说是胆小怕事的他，就算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遇到，恐怕也会怯上三分。
他给我们多次讲过他年轻时期的一场恐怖经历，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他描述的那个场景时，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一张狰狞的面孔。
七十年代末，还没包产到户那会儿我们家很穷，爷爷长期卧病在床，奶奶早在闹饥荒时就去世了。那时候姐姐才七八岁，我才两三岁，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父母从生产队挣来的工分，每年的口粮总是不够吃。
那一年的冬天，家里又断粮了。
父亲背着口袋去十几里外的二姨家借粮食，二姨家在川水地区，加上家里劳力多，生活要比我们稍微好一些。
父亲借到了二十几斤苞米，为了不让我们挨饿，于是就扛着它连夜往家赶。
因为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所以他来回只能步行。
他快到镇上的时候已经到半夜十一二点了，那时候的街上都还是土路，没有路灯，也没有车来车往，所有的人都早就进入了梦乡。
就在他走到一个叫“张家祠”的地方时，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钻出来了两个壮汉。
他俩把父亲堵在了路中间。
借着月光，父亲看到他们都拿着凶器，一个握着一把匕首，一个拿着一根木棒。
那时候治安特别乱，一到晚上，劫道的特别多，年轻人出门都不敢一个人走，得找个伴壮胆。
父亲心想完了，粮食要是被他们抢了去全家都得饿肚子。
他虽然很害怕，但是本能的紧紧抱着粮食不放。其中一个拿刀在我父亲脸上比划了一下，说东西放下，搜完身再走人。
另一个拿木棒的一把夺过父亲怀里的苞米，开始对我父亲搜身，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觉着再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拿刀的那个说了声滚。
我父亲虽然吓得浑身直发抖，但是一想到家里正在挨饿的我们，于是就壮着胆子把家里的情况跟那两人讲了一遍，然后求他们高抬贵手把粮食还给自己。
拿着木棒的刚要举起木棒打父亲，突然从黑暗中又传来一个声音：等一下！
我父亲这才看见一棵大树底下还蹲着一个人。
那人闷声说，过来。
我父亲老老实实地朝那人走了过去。
月光下，那个人很壮实，好像一只眼是瞎的，他抱着双臂蹲在地上，面无表情地用仅有的一只眼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父亲。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赌一把。
我父亲没听明白，也不敢问，只是低着头弓着腰站在那里发抖。
那人又发话了，说老子今晚想跟你赌一把，给你个选择，选我左手还是选我右手？看你的运气吧，你赢了拿东西滚蛋，选输了挑你一根筋。
我父亲跟他讨饶，他说再啰嗦算你输。
后来，我父亲在他的逼迫下胆战心惊的做出了一个选择：选他的左手。
只听那人哼了一声，然后慢慢的伸出他的右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斧头。然后又伸出了左手，左手中空无一物。
我父亲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就想从拿木棒的那人手里拿过粮食跑路，生怕他们反悔。
就在他拿了粮食刚转身要走的时候，蹲着的人又说了一声站住。
我父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人果然要反悔，但是他又不敢跑，抱着粮食一定是跑不过他们的。
于是他就乖乖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
那人说，愿赌服输，把你赢了的东西拿走。
我父亲回过头瞄了一眼，他手里除了那把斧头外什么都没有。
正当他疑惑不解时，对方伸长了左手，说把我的袖子撸起来自己拿一块。
我父亲小心翼翼地照做了，当他撸起那人的棉衣袖子后，看见他手臂上全是手表。
那人说，要第几块？说！
我父亲回答说我不要，还是让我走吧。
结果对方不答应，骂我父亲啰嗦，说再啰嗦就翻脸。
于是我父亲低声说了个“三”。
那人果真把第三块表捋了下来给了我父亲，说你小子命大，滚吧！
我父亲这才一口气没敢歇，一路小跑就回了家。
他不认字，在煤油灯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那是一块啥表，生怕那几个贼人使诈，过几天又会来讨要，于是就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了炕柜的最里头。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觉着那几个劫道的说的是真话，于是就把那块表从炕柜中取了出来，然后找了个识货的人看了一下，结果那人说这是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按当时的价格，起码值100块左右，而且有钱也很难买到，买它不但需要钱，还需要票，是凭票供应的。
我父亲说，那时候国家职工的工资一个月才36块钱，一斤粮食才一毛多，一斤肉才五六毛，一斤盐巴才一毛三分钱，那一块手表足够我们全家吃三四个月。
从二姨家借来的苞米没多久就吃完了，于是我父亲心一横，就把那块上海牌手表托我舅卖给了他们矿上一个快要结婚的男青年，卖了96块钱。
他用那些钱给我爷爷从一个很有名的中医跟前抓了几副草药，剩下的全买了粮食，然后把借我二姨家的苞米也给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三年。
我父亲说那一年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活动，抓了不少坏人。
有一天，街上突然想起了震耳欲聋的警笛声，他跑去看热闹时才知道是公家押着抓来的坏人们在游街。
坏人很多，有些被绳子捆着，有些戴着手铐，装了三大卡车。
突然，他在其中一辆卡车上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人面露凶相，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是瞎的。
我父亲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人就是几年前在半夜劫道，还让他赢了一块手表的那个人。
那些坏人被游完街后押回了看守所。
我家离看守所比较近，看守所的老所长我父亲也认识。
有一天，我父亲让我妈烙了一打油饼，又买了一只鸡，收拾干净煮熟后拎着那些东西去了看守所。
见了老所长后，他把那个不知名的人的外貌特征给所长详细描述了一下，然后把那些吃的托老所长给那人捎带了进去。
我父亲说，他之所以那样做，是想让他在里面吃两顿饱饭，曾经那些草药救了我爷爷一命。他说他一辈子没占过任何人的便宜，那些吃的就当是还债了。
我父亲说，当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又见过那人一次，是在公判大会上见到的，开完会后，那人被押赴刑场枪决了。
这是我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真实经历，他的那一场经历，别说是胆小怕事的他，就算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遇到，恐怕也会怯上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