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案件实例，历史上有类似美国杀死＂关键将军“苏莱曼尼，这样的案例吗

说实话特别相似的案例不多，因为老美这次玩的有点犯规，非战争时期动用军队击杀他国将领，特别是苏莱曼尼还可能是传达回应的信使，怎么看都有点坏规矩的感觉中国古代案件实例。吐槽机私以为把他抓走都比杀了强，起码少点把柄。

二战中刺杀海因里希或者山本五十六这类例子不太适合，那毕竟是在战争期间针对敌国的刺杀。而一战前刺杀斐迪南大公、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类的例子也不太合适，毕竟两个刺客的身份不属于国家军人。

思来想去我还真找到两个有点类似的例子，就写出来跟大家品鉴一下。

刺王杀驾的傅介子这事儿发生在西汉昭帝时期，那时候汉朝经常和匈奴打仗，于是就经常拉拢西域小国帮忙。政治上的事儿大家都懂，通常不会太光彩，那群西域小国就此变成墙头草，两边拿好处就是不干活儿。

傅介子是当时的平乐监，这是一个管马厩的官儿，这老兄一点都不和平安乐，他是个超级鹰派，一般能动手基本不会吵吵。因为是鹰派，所以他常常揽一些出使的活儿干，对西域诸国很熟悉。

看到这帮小国玩两面通吃的把戏，这位老兄气得冒烟，就带着人去了楼兰。楼兰王以为他还是来送钱的，高高兴兴的设宴招待，而这个狠人找个机会把人家脑袋给砍了。砍完还拎着脑壳恐吓楼兰朝臣，“汉军将至，勿动！动则灭国”！

打电话的杜达耶夫焦哈尔·杜达耶夫也是一个狠人，这个车臣第一任总统虽然是苏联空军出身，但对曾经效力的国家一点没手下留情。八一九事变中他支持叶利钦夺权，随后又亲自在格罗兹尼夺了苏维埃的权。

外交上能忽悠的叶利钦把车臣的俄军全撤掉，内部还能聚集一大票骁勇善战的军队，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枭雄。第一次车臣战争也证明了他的实力，曾经无比光荣的俄罗斯陆军在他面前丢盔卸甲，脸都丢到姥姥家了。

可这么一个牛到爆炸的人物死的却极其逗逼，1996年4月21日深夜，他正在给老朋友康斯坦丁·波洛夫打电话，天上却突然飞来了两枚导弹......其实杜达耶夫已经很小心了，他打电话基本都在空地上，而且严格控制通话时间。

然而那天正好俄罗斯的特工带着信号检测设备在他附近收集信号，又非常倒霉的有两架飞机在附近，这个俄罗斯动用几万大军都没杀掉的枭雄，就这么死在了两枚导弹下，连句遗言都没留.....

总体来说傅介子那次斩首的性质有点类似这次苏莱曼尼事件，都是非交战国杀死对方高层，傅介子玩的还更凶残些；而刺杀杜达耶夫这次在手段上相似，都是动用飞机发射导弹直接击杀。扯淡完毕。

明史案是发生在康熙初年的一起牵扯面广、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大案。这起文字狱的背后固然与少数民族入关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有关，也反映出士人传统撰史留名的思想心态，士人间诈财告发的私人恩怨，勾心斗角的吏治腐化。

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每个朝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在文字上做些手脚，但是主要是在明朝和清朝为最。清朝的文字狱就集中在“康乾盛世”。这个明史案虽然发生于顺治年间，但也是拖到了康熙年间才定案。

事情大致是这样发生的：浙江人庄廷鑨家庭条件不错，想写一部史著传世，于是从同乡人朱氏手中花大价钱购买了一本还没有完成编撰发行的《明史》，这本书本是天启年间的首辅朱国祯所著。这位庄先生拿来以后就改成自己的名字，开始往上补充崇祯、南明年间的事。这部书里面还是奉明朝正朔，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等等。有这样的字眼，被发现之后的后果那肯定是很严重的。

这位庄廷鑨花钱找十多位名人帮他撰写润色，书名改称《明史辑略》。总的来说这些人都或多或少有些保存历史，传世后人的文人心态和责任感吧。也就是说通过这本书在后世给自己留名，庄廷鑨出钱，其他人出力，这样呢，也能抬高书的身价，提高知名度。

书成之后请李令皙作序，题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于其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据说顾炎武当时也被列入书中了，只不过被其拒绝，他认为庄先生没有真才实学，批评了这种追名逐利的做法。又说明此书是根据朱氏（即朱国祯）的原稿增删而成。庄廷鑨慕杭州举人查伊璜之名，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查伊璜得知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赶忙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

书成不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病死。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年）将书刻成，即行刊书《明史辑略》（《明书辑略》）。而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一个县令吴之荣引起的。据说吴之荣因为贪污腐败入狱，后来被保释出来，到处诈骗，还以这本书有诋毁朝廷为由敲诈庄允诚。庄允诚上下打点好关系，不理吴之荣这茬。后来吴之荣又去诈骗另一个参与编撰人员朱佑明，也同样失败。湖州知府陈永命接受了庄允诚几千两银子，所以在当地吴之荣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吴之荣便上京告状。

这件事情让吴之荣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鳌拜。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惩办相关人员，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而且举族获罪。

吴之荣诈财未成告发成功，不仅分了庄、朱二家之财，还被提拔。清廷这种做法实际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鳌拜等人借机大兴案狱，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到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正式结案，这场大案共杀了多少人众说不一，有说杀七八十人的，有说杀二百多人的，还有说株连七百多家的三千人之多。牵扯范围之广，沉重打击了清初文人修史积极性，更是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枯萎了华夏文化。

总体来看，清初士人热衷修史有积极的心态，但很多的是虚浮之风导致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士人商人官员的利益交换，远超著史本身的意义，相互之间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这种世风的形成对历史危害也是巨大的，只能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但是案后士人不再秉笔直书，统治者的好恶成了撰书的基调和方向，禁锢了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