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贺岩为何去世，网上关于公知的争论很多，什么样的才是公知，公知都有些谁？

公知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德国驻华大使贺岩为何去世，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函和所指均不同于知识分子。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和特殊化的简称。自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在中国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颠覆。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

"中国公知"有方方、陈丹青、茅以轼等一批人，这些"公知"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对党和国家进行冷嘲热讽；他们人为地将自己拔高，好象自己是站在"普世价值"的道德制高点一样。这次疫情期间的舆情，以及围绕疫情舆论的中美攻防战，都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现象。比如方方极端主观性、片面性的情绪渲染引发的大论战，比如我外交官对美国、巴西等国政要诬蔑我国的反击，竟然遭到一大批公知及支持者的大肆攻击，认为不应该反击及反击姿势不对等等……。

综上所述，对"中国公知"的危害，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低估了他们的力量，低估了他们对党群关糸的破坏性，低估了他们对国内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破坏性，低估了其战斗力、蛊惑性和顽固性，有一天我们可能要吃大亏，像香港这些年发生动乱的事值得我们大家警醒，绝不可让这些歪了的"中国公知"破坏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年代！最后用一句话作结束语:曾认为你是那崖畔的一支花，后来才知道，你是人海里的一粒渣。

不杀害外交使节是国际惯例，但对于突然爆发的战争，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大使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恼羞成怒扣押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但没有送进监狱，而是“软禁”；日本随即也同样对待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第二年双方进行了交换遣返，都安全回国。

（曾任海军大将的野村）

一般来说，两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后，也要分是否断绝外交关系的两种情况，局部战争也有可能继续保持互相的使领馆，这就没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秘密监视即可；如果决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会正式驱逐大使及外交人员，給予限期离境，通过中立国或第三国返回祖国，根据国际法，其实侨民也应该有这个待遇，但执行与否就看政府态度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美日裔都被关进了集中营，美国人怕他们做内应搞事情。

（驻日大使格鲁）

保证对方大使馆人员安全回国，这也是相互的，毕竟都要考虑已方外交使领馆的人员安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日本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也挺奇葩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此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仍然在日本公开活动，因为两国还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直到1938年1月，中日战争已彻底扩大，德国调停失败后，国民政府通知：准予回国，行期自定，许世英才于20日启程，乘船回国。

日本人再无耻，也得保证安全和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毕竟还有为数不少的日本外交人员在没有沦陷的重庆、成都等城市。另外，外交人员的事情国际关注度也比较高，轻易哪个国家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仗归打仗，国家面子总还是要的。

（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

但战争爆发后，驻外大使和大使馆毕竟身处敌国，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必要的警惕性还是要有的。比如日本决定开战后，最后一封密电就是通知野村销毁外交密码本，当然也是担心美国人搞去，在自己的地盘上，对付使领馆的变通办法多的是。

其实纯属多余，在整个日美谈判期间，日本大使馆与国内217封往来密电基本都被美国人破译了，因此，这也成为了传说中罗斯福“苦肉计”的证据之一，因为谈判破裂的过程，美国人肚子里已非常清楚。

（许世英在日本）

战乱时期的所谓国际法也不是百分百管用，张作霖就是冲进了苏联领事馆抓的李先生，“济南惨案”时日本兵也杀害过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因此战争时期，外交人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最尴尬的大使其实是1949年的司徒雷登，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并有前往北平“过生日”的打算，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他也拒绝了继续到广州履职的命令，1949年8月经由日本回国，我方没有进行任何干涉。

于是有了那篇《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