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三年蛇灾在哪里，你认为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受灾害的影响最大

古代王朝兴衰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灾害往往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王朝末期，国家统治本就岌岌可危，如果再遭遇到严重的灾害，那么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中国八三年蛇灾在哪里。而在古代王朝之中，受灾害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东汉和明朝。

东汉：天灾简直如同流水账，天灾之后又接连爆发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帝王本纪，关于灾害的记载其实还算不上多，但如果将这些灾害罗列出来，却不难看出，天灾瘟疫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历历在目，其中尤以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最为严重，这几乎成为了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以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为例，从其建宁元年（168年）正月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短短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止过。根据《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大致梳理如下：

建宁二年（169年）四月，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馀。

建宁三年（170年）正月，河南、河内饥荒，以致夫妇相食。

建宁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熹平元年（172年）六月，京师大水。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

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泛滥。

熹平四年（175年）四月，郡、国七大水。六月，弘农、三辅之地横遭蝗灾。

熹平六年（177年）四月，大旱，七州蝗。八月辛丑，京师地震。

熹平七年（178年）二月、四月两度地震。

光和二年（179年）春，又发大疫。三月，京兆地震。

光和三年（180年）秋，酒泉地震。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炎炎夏日，冰雹下的“大如鸡子”。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四月，旱。

光和六年（183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冬，东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东汉在遭受天灾的同时，又接连遭遇瘟疫袭击，汉桓帝时便先后爆发三次瘟疫，而汉灵帝时又先后爆发五次瘟疫，就连英国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世界纲史》中也写道，“也许是因为穷奢极欲损伤了元气，汉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而汉朝也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

如果再加上内部的叛乱和鲜卑的入侵，此时的东汉可以说是国无宁日，而正是在天灾人祸的不断袭扰之下，百姓们最终被逼到了绝境，黄巾起义就此爆发。

好不容易平定了黄巾起义，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间，一场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袭来。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也在《伤寒杂病论》中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就连“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也死于这场瘟疫。

如果说东汉王朝自身的腐朽，是其灭亡的罪魁祸首，那么东汉末年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便是压垮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小冰河期灾害频繁爆发，持续十余年的瘟疫肆虐北方我们知道，明朝末期正好处于小冰河期，天气开始迅速转冷，尤其是从万历八年（158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最为寒冷，那么到底有多冷呢？根据统计，其寒冷程度在一万年内位列第二，而在一百万年之内也能排进前六、七位，甚至有说法认为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段时间都是最寒冷的时期。

综合南北地方志的记载，这次灾变的端倪可追溯至嘉靖前期，并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而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而直到明朝灭亡之后的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开始，气温才逐渐回暖。

小冰河期带来了大量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陕西华县地震，造成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101个县受灾，因这次地震死亡的人数仅上报名姓的就有83万之多。而在此期间，有两次大规模的灾害，对明王朝造成了致命打击：

1、崇祯大旱。这次旱灾是近500年持续性旱灾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这场自崇祯十年（1636年）陕西北部爆发，于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湖南结束的旱灾，受灾地区遍及20个省，干旱重灾区更是连成一片。根据地方志记载，这次旱灾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达到顶点，不仅黄河和海河流域降水量将至历史最低，且出现数省特旱，山陕甘冀等核心旱区更是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山西汾水断流，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海河流域各河断流，晋、冀、鲁、豫大多州县伴随旱灾出现蝗灾、疫灾，甘肃省死人达80%以上。对于仍以农业为主的大明来说，这场持续的旱灾无异于灭顶之灾。

2、明末瘟疫。这次鼠疫于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于山西兴县，当地百姓于次年开始纷纷逃离，结果导致瘟疫开始迅速向周边地区蔓延，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相继爆发鼠疫。崇祯十三年（1640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后，瘟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由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根据史学家推测，这次瘟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达千万左右，仅京师便达到20万左右，京师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结果，这两场大规模的灾害，不仅导致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直接导致明朝北部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被直接摧毁。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打京师之时，一路根本未遭到抵抗，而在攻打京师时，即使守城将官不低声下气的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以致不得不调遣宫中三四千太监参与守城。而即便如此，城防仍然极度空虚，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刚刚经历瘟疫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仗也就没法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