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都玩枪了为什么清朝用刀，为什么明朝皇帝不用年号称呼，而清朝却普遍使用

（一）

其实，明朝很多皇帝也是可以用年号表示的，例如，宣德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崇祯帝，这样的提法在文献中屡见不鲜明朝都玩枪了为什么清朝用刀。

明朝少数皇帝甚至还被一些人用“年号＋大帝”来表示，例如，所谓“洪武大帝”、“永乐大帝”。

明朝绝大多数皇帝各自只使用一个年号，所以，对于他们，是可以用年号来表示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明英宗两次当皇帝，先后使用了正统、天顺的年号，因此，对于明英宗，不宜使用年号来表示其人。

明光宗即位时，曾经制订了年号“泰昌”，可是，这个年号还没有来得及推行，他在上台不到一个月时就暴病身亡，因此，人们不便于使用“泰昌”来表示明光宗。

（二）

清朝的年号情况比明朝更简单，入关以后的诸帝全部是“一人一个年号”。同治帝载淳即位之初，大臣们替他拟定了“祺祥”年号（拟于第二年启用）。但是，不久发生辛酉政变，他的年号很快就改定为“同治”，祺祥这个年号并没有真正启用，所以，载淳一般还是被称为同治帝。

由于清朝“一帝一年号”的情况较为稳定，而且，清代君主在位时间普遍较长，其年号的持续时间也较漫长，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于用年号表示清帝。

明末农民军 攻 占北京后，战将云集，身经百战的起义军很会打仗。但李自成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清朝（后金）身上，而是建立政权后，继续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使得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明朝官僚暗中勾结清军，通风报信甚至发动叛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得罪了广大官僚士大夫阶层。

追赃助饷简单来说就是农民军认为明朝官僚贵族的家产都是“非盗上则剥下，皆赃款也”。因此没收明朝宗室、官僚和太监的家产，主要用来解决大顺政权的财政支出问题。

因此，入京城的起义军下手非常凶狠，各品级的官员、贵族都有摊派的款额，如“中堂十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两万等”，交不够款额则在军营中受夹刑、鞭刑等残酷的的折磨。各地明朝官员人人自危，纷纷对李自成持敌视态度，然后就千方百计投降清军，躲避酷刑折磨。

如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本事挺大很会打仗。率部本欲投降李自成，但在路上听到自己父亲在北京因追饷受到夹刑，并家产全部被没收。连同他的小妾陈圆圆也被起义将领牛金星掠走。 一怒之下而转投了清朝，同多尔衮所率的清军联合击败前来征讨的李自成。

另外，很多原本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军队，在看到李自成败于山海关后，纷纷发动叛乱。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投降后起义军，被李自成任命为遵化节度使，结果他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发动兵变，将该地的原大顺政权的农民军将领家属全部杀害。反叛将领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发动的叛乱有很多，给李自成的军事部署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而清军进关后，为了收买人心大发布告，一方面宣布自己是为明朝士大夫报君父之仇，另一方面宣布凡是归降的明朝官员不仅官复原职，还许诺有功者加官进爵，因此得到了北方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支持，随后明军大部分军纷纷投降清军，调转枪口攻击起义军。

二、李自成等农民军领袖在面对清军时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敌状况。

如李自成从北京带领农民军征讨吴三桂时，没有对吴三桂与清军联合作出战略预判，所带军队数量对付吴三桂虽绰绰有余，但对付一直虎视眈眈的后金八旗铁骑，力量显然处在弱势。因此，等到清军突然杀出，李自成便很快败下阵来，并一败再败。

按理说，在推翻明朝前，清军就多次进关在山东、山西劫掠，李自成本应该有所防备。但李自成认为清朝入关劫掠是清朝和明朝两家的事情，自己与清军井水不犯河水，处于第三方观敌料阵，对方完全没有理由来进攻自己，在这种轻敌情况下，方有山海关之大败。

三、张献忠丝毫不相信清军入川，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

顺治三年，清军征西统帅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军四川。十一月，入川清军由俘虏口中得知张献忠大营所在地情报，随即下令八旗写迅速发兵前进。史料记载豪格部“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而驻扎在凤凰山下的张献忠则丝毫没有发觉，甚至在清军骑兵突至大营前有人前来报告时，张献忠仍丝毫不相信，没有做任何准备。张献忠仓促之间率少部分人马到阵前侦察，结果被清军乱箭穿心射中而死。清八旗军立马发动总攻，大西军本就毫无战斗准备，张献忠又身死，所以所部其他将领失去指挥官后，大部分被屠杀，其很少部分突围，大西政权由此被彻底摧毁。

因此，总的来看，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能够推翻明朝是在有着广泛贫苦农民基础、明廷两线作战多次错失良机的情况下成功的。而他们在推翻明朝后因为实行追赃政策，打击面太广。而在面对强大了的清军，没有正确的作出战略预判，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轻敌状况，由此造成了日后之彻底大败。两支起义军被灭掉以后，明朝残部更是不堪一击，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各地明军成建制的投降清军，这样几年后清廷政权基本上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