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枪毙了什么人，那些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的人现在都生活得怎么样了

看到这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团队的负责人，就让我用他在之前写下的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汶川大地震枪毙了什么人。

以下内容节选自《郝南：5·12之后，一个北大牙医的出走记》

回首当初，一切似乎在那个山崩地裂的下午就已注定。这个青年说：“秉性如我，既已生发，就不可能错过时代的潮头。”

第一章：“5·12”

地震之后那几天，我24小时开着电脑和电视看报道，完全没心思干别的。

就这样过了三四天，我觉得不行，一定得做点什么。

现在想来，那就是被召唤的节奏了——我做出了人生中几乎是最重大的决定：去灾区。

请假，打包，添购设备，征集伙伴，联系一线，携带网友捐助的药品。在5·12之后的第9天早上，我在书柜里留下了一份遗书，搭上了飞往灾区的航班。

我就此踏上了公益之路。

而在那之前的我，不过是一个受过良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太有自信的，善良热心而单纯的五好青年。当时我入职还不到一年，刚在毕业迷茫中成为母校校医院的小大夫：一名牙医。

初到成都

飞机甫一落地，我就被弥漫在成都双流机场的气氛震撼到了，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气场，在之后的一个月中一直萦绕在我们身旁。

后来与其他志愿者们回忆起来，都有相同的感觉：这种奇特的氛场，彷佛是由大地中释放出的某种特异能量凝结而成，又夹杂了无数生灵的悲歌。眼前的一切似乎与平时没什么不同，又处处透露出不寻常。

印着“5·12”和爱心标志的文化衫，迷彩服，登山鞋：在所有带有志愿者特征的人之间，完全没有陌生感和隔阂感。每个人从眼神到动作都透露出一种焦灼和充实，你几乎立刻就能断定对方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和你完全有着同样的目标。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降到了最低，虽然你不知道对面那个人姓甚名谁，来自哪里，平时做什么，但就是觉得对方值得性命相托。

很快地，我吃惊地发现，灾区和后方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种种实际情形，和我们出发之前的想象、和可以获取的信息描述都完全不同。海量的信息根本没有足够的有效渠道可以传递给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

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爱心与援助找不到可投放的明确地点；而在灾区，对人、财、物的需求缺口，惊人地巨大。中间的协调环节则几乎是一片空白。与之对应的是一片混乱：前后方的人们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渠道和碎片信息进行盲对接，这甚至为攫取救灾物资的骗子留下了空间——临出发前，我们就差点把物资捐给一个骗子。

双流机场的下一站是当时NGO在成都的协调中心：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用半个小时的讲述，更具体地为我介绍了灾区不同地点的各种需求、开展志愿工作的注意事项，同时严肃地告知我不要到青川，因为那里已经出现一位志愿者因感染坏疽而牺牲的情况。

比从电视上感受到的更沉甸甸的，成千上万个生命的重量，就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砸在我们每个初来乍到的志愿者的心头。

发现一线救援的最大问题

在快速梳理了一遍已知信息之后，并不困难地，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出在中间协调环节。这个环节的人手严重不足，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在往一线扑，或是徘徊在成都城内寻找到灾区去的机会，闲逛之余只能搬搬物资。而后方的大量援助因为没有引导，积压滞留在全国各个城市。

全国到成都，成都到重灾区，之间处处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隔绝。没有人准确知道哪里已经得到多少援助，是否足够，哪些地方还存在救援的盲点、灾民还在受苦。也很少有志愿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怎么去做。

我在那个时刻做出了另外一个现在看来意义重大的决定：放弃到一线做医疗救助的念头。虽然那时候的医疗小分队也很缺乏，但显然更值得做的，是利用我对北京和灾区都有一点了解的优势（来时的航班上，所有志愿者的目的、联系方式我都搜集了一遍），做一些对接灾区需求和后方资源的工作。

告别了坚持来时初衷的伙伴，一个人站在成都川流不息的街头，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没有任何在地的熟人关系，我作为一名灾害信息员的道路开始了。

从牙医到灾害信息员

第二天，我找到了在北京时收集到的一家志愿者组织的工作地点。他们是第一批到成都市红会报道的志愿者，因为不满市红会的救灾效率，拿到红会负责人的批文出来单干。他们有仓库，有办公室，有24小时解答外地志愿者问题的热线电话，甚至还有一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准军事化救援队。

和一个不知道负责啥的小负责人聊了5分钟以后，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十几个年轻志愿者在忙碌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根网线，转身搭车去了一线。没有任何其他交待，也没有其他人认识我，我融入了这个组织——“市红会5·12特别行动小队”。

北京募集物资的伙伴们、60多个飞机上收集到的电话、在机场和灾区间运送物资的小哥、5·12民间中心的NGO们、特别行动小队的信息、物资和救援队……这些资源在我手上开始汇集，迅猛地发生着化学反应，不断增殖和积累，马上织成了信息和物资、人力交汇的网络，展现为一条条救灾资源的通路。

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信息是海量的：整个5·12灾区的地图和道路信息，物资类型数量、车辆、道路、需求人数的匹配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组织和组织的关系。几乎没有消化的时间。3天的不眠不休，在一笔笔物资、一组组志愿者通过我的协调输送到灾区一线的同时，我摸索出了一整套信息和资源的匹配方法。

时至今日，我日后所成立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一整套运作体系和操作技术，几乎都是那3天里探索出的经验的延伸。

两部诺基亚电话一刻没有停歇，10天时间里的话费达到了上千元。在不多的资源协调的间歇，我会跑到5·12中心和志愿者集散地，去结识更多的人，积累更多的关系。

一线的伙伴告诉我灾区的具体需求，只要是我开口，拥有对应物资的人会痛快地答应提供，剩下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运输方式，把物资交到一线伙伴的手里。一些暂时找不到去处的物资我会建议暂时存放在小队的仓库里。效率最高的时候，一分钟就可以把一车桌椅协调到汉旺镇的几所小学里，也可以通过几个电话让政府的抗震指挥中心调给驻扎都江堰的铁军医疗站一大批药材。

物资和志愿者遍地都是，只缺合适的渠道。我把信息挑选出来，分拣发给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然后通过这些达成伙伴关系的志愿者，再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事就这么办成了。

一线常常传来一些后方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比如一队官兵在抢救灾民财产的时候遭遇了余震，几死几伤；灾民拍摄的地震来临时房屋成片倒塌的景象；灾后半个楼房倒塌，露出仍然富有生活气息的截面；整个山沟被夷为平地，从楼房里被甩出来的幸存者徒步3天才逃出生天；一整个乡道路被滑坡封锁，毫无消息，从未有救援人员到达；无家可归的野狗瞪着鲜红的眼睛，四散躲避着拿着半自动冲锋枪的士兵，不知道靠什么活下来；到处是鲜血，残肢……

每天我都要大哭一场，之后擦干眼泪继续拼命。我学会了抽烟。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就在桌下的睡袋里眯瞪一个小时，直到5月27日行动小队被红会工作人员举报，被迫解散迁移之后，才重新记起床是什么滋味。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我的世界观天翻地覆，整个社会的横截面被大地震劈开，横亘在我面前。3天的信息量，已经可以超过之前25年生活的总和。

成立“驿站”

行动小队解散之后，我遇到了一个低迷期。晚上被喝醉的志愿者因为误会打了一拳，一脸鲜血，一度怀疑鼻子是不是断了，一只眼睛也几乎睁不开——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这时候，灾区救援的节奏开始趋缓，大量的志愿者团队开始撤退。但我手头还有新的一批需求：帐篷学校、医疗需求，以及一些前期救援没有顾及的盲点。

家人的电话又带来了最疼爱我的外祖父逝世的噩耗。奔丧已经来不及。对亡者的慰藉莫过于对生者的抚慰，至少我那时是这么想的。

去留的关口，我决定在灾区继续坚持。

第二天，我在省团委对面租到了一间四室一厅的房子，随后在网上挂了一条通知：“北京志愿者之家”正式开张了。第一天晚上，因为没有休息，伤势加重，高烧40度，几乎无法下楼。幸好有位朋友路过来看望我，给我带去了食物和药物。一整天的沉睡之后，我又可以爬起来上网，继续工作。

因为当时为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住宿几乎都已经到期，第二天晚上志愿者之家就涌进来40多个从一线返回成都调整的志愿者。大家也不挑拣，横七竖八睡了一地。

这里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个志愿者的驿站，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经历：一个黑龙江来的老中医死活不肯上床，和其他志愿者挤在水泥地上的床垫上，第二天一早就又返回医疗援助稀缺的黄土镇。后来我们才得知，当时他已经肝腹水复发，回去没几天就病倒了。

北京志愿者之家持续了两个月，在我被单位召回北京之后仍然运作了一段时间。我有一幅签满了志愿者名字的国旗，算是那时候300多名驿站房客留给我的纪念。

同时，我在网上也结识了一批和我做着同样协调工作的信息志愿者，他们的群同样叫“志愿者之家”，这个QQ群成为了现在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雏形。

我没想到的是，加入这个群体成为了我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在一多半志愿者回撤的时候，这个群里还汇集了当时仍在灾区忙碌的一半左右的志愿者团队负责人。

这是一个强大的网络，这里的信息员伙伴除了大部分没在灾区以外，都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我们以网易平台作为信息出口，拥有的信息资源涵盖几乎灾区所有角落、所有免费物流资源、政府资源、大部分的志愿团队。灾区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我们当时所相信的。为什么在灾害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群，没有我们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们在闲暇时候经常感慨的。

群里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六月份，成都“志愿者之家”驿站一直到7月下旬关闭。在奥运会开幕的礼花当中，我们的5·12志愿者经历结束了。

第二章：“卓明”

救灾于我的意义？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5·12志愿者谈论那段共同经历时，最多表现出来的就是负疚感。尽管他们当时已经超常发挥出数倍于平时的能力。

乐施会前方总协调段德峰师兄分享的时候说，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惭愧。我们尽了个人所有的可能，却眼睁睁看着大量的工作没有人做，太多太多本可弥补的遗憾一直在不停地发生。

我们之前没有经验，我们的经验都是从10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中换来的。无数的家庭破裂了，留下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这创伤也留存在5·12志愿者的心中。

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灾害则是最严苛的老师，告诉我们自己是多么稚嫩。

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还陆陆续续做着一些支援前方坚守战友的事情，最后终于被那些临时团队一个一个曾隐藏起来的矛盾磨掉了耐心，撒手不管。京城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很多，有机会我都会参加，尤其喜欢年轻人的活动，希望能把灾害中学习到的经验传播给他们。

次年7月，我耐不住对灾区的想念，接下带北大红会暑期实践团去四川考察的任务，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曾无数次在地图上标注却从未有机会身临的现场。9月，北京5·12公益界反思大会召开，这次公益峰会也让我大开眼界，开始了解整个公益圈的格局。

2010年4月14日上午，玉树地震，我发现，救灾已经成了内化在我心中的本能。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深深失望。人类实在是太善于遗忘的动物，只要伤痕不深，忘记似乎成了抚平伤痛的最好手段。

反思又反思，5·12的宝贵经验中，传承和固化下来的却乏善可陈。救灾重建项目鲜有成功案例，成体系的救灾经验无处寻觅。灾害到来时，我身边的人们又表现出了似曾相识的迷惘。

10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就只有这些么？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既然知道如何在不到现场的情况下参与到救援中，“绝不能再让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救灾的效率”，这样想着，我开始在沉寂已久的5·12志愿者群中呼唤伙伴，重组我们的信息员群。

“卓明”的诞生

第一天的工作并不顺利，懂得远距离协调的伙伴太少。我在BBS上继续征召在北大的志愿者，第二天晚上，已经有7个年轻人聚集在我家的饭桌旁，接受第一次信息志愿者培训。

培训没有时间准备，几乎是完全即兴的，我给他们列出了信息的格式标准、收集和传播流程、分工协作要点、相关注意事项。紧接着，所有人立即投入实战，通宵完成了前两日的灾情汇总工作，制作出第一期救灾简报。

5天以后，在一次深夜的工作讨论中，我们最终同意以电影《2012》中建立人类方舟的地点为我们的小组命名。卓明成立了。

玉树地震在民间救灾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上千5·12志愿者排除万难，聚集到青藏高原上（而遥远的距离筛选掉了很多不靠谱的人），面对当年5·12不曾有的复杂人文地情，虽然还有忙乱，但已经显现出组织的作用。首次亮相的华夏公益号称集结了灾区大部分的民间组织，集散了4千万的物资，已经达到一个大型基金会的救灾能力规格。

卓明也正式脱胎于此次灾害——这是第一个专门以救灾信息处理为工作内容的民间团队。它的存在，意味着只要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任何地点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救灾，发挥每一个人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自此，卓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有民间力量救援的重大突发自然灾害。

与卓明一起成长

2010年和2011年并不是突发性灾害高发年。民间力量再次对灾害做出响应，已经是在2011年3月的盈江地震。闲散会消磨意志，我开始把精力转向提倡救灾志愿行为和精神普适化，关注和推动各地草根民间公益发展。也经常会思索卓明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应该持续。

现在看来，当时构成卓明的发展瓶颈，正在我自身的能力限制上。

2011年4月，在得知友成基金会马上要开办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的消息后，我又有了08年参与5·12时候的感觉。两天后，我几乎是生生闯进了西南政法大学里正在进行的研修班课堂，成为了一名完全不够格的自费编外学员。参会的都是国内灾害管理界的实践高手，浸淫多年，我则是对灾害管理概念都一无所知的新人，谁也不认识。接下来几天，对国内外救灾体系、灾害管理基本知识的学习，让我重新找到了个人发展的方向。

半年时间里，研修班辗转成都、云南、台湾、北京，对灾区以及NGO重建项目的实地考察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也坚定了我投入灾害管理领域的决心。卓明的骨干第一时间就分享了我在研修班课堂上的所学所闻。我们似乎更清楚了自己从事的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专业之路应该怎么走下去。

同时，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唯一性和独特的价值——信息是救灾行动的先导，但从未有人针对性地提出过系统的解决方案。踏踏实实的价值感，成为了我和卓明继续前行的新的支点。

2012年，卓明对灾害的响应更为理性和坚决。工作方法顺利地固化下来，流程化和体系化，一直沿用至今。5月岷县洪灾和9月彝良地震，我们都出色完成了信息处理的工作，开始正式在民间公益界立足。

我在10月奔赴彝良一线，开始尝试一线指挥工作，完成了龙海乡泥石流的应急协调。救灾成为每一名卓明骨干的使命和本能。

第三章：使命

突然来袭的心障

2013年4月，对雅安地震的完整响应为卓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和知名度，报道卓明的媒体规格在不断提升，我开始接到各种分享和授课的邀约，参与组织各种大型民间公益会议。

在杭州公益与商业论坛间歇，一位大学生志愿者经介绍来采访我的公益历程，问的无非是我回答过媒体很多遍的一些常规问题，比如作为一个牙医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参与公益，动机是什么之类。我的回答已经成了重复很多遍的套话，但我忽然发现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生命、伤痛、苦难，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可以技术性处理的常态，千篇一律，而且有些事情再怎么干预，总是有得有失，未必奉献总有正确的结果。我的感情已经抽离出来，已经很久不再为这些曾让我心悸的字眼打动，这些，已经不再是我坚持的动力。

我忽然感到一阵莫大的惶恐，之前坚信并且依赖的一些东西正在崩塌。

感性沉淀为理性，激情趋于冷静。最初的冲动把我带到这条道路上，改变和成长最多的却是我自己。我早已明白个人从事公益的动机，依然是私利而非全出自于公心。

个人自发的益他行为，总是先以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为导向，往往施以他人并不需要的多此一举，形成新的伤害。从结果来客观评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唯一可以确定的正向收益，只在我们自身经由这个过程，变成了一个更有能力的个体，获得了愉悦和非常的体验。

在那一刹那，我分不清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只是一种全然的自私。视热情为动力源泉的我，曾一次一次突破自我，现在又该如何突破心障？继续是否还有意义？

我是极端幸运的，答案在无比纠结的两个小时之后便显现了。

在从会场去机场的路上，语速超快的段德峰师兄令我再次醍醐灌顶。在这次浓缩的思想盛宴里，段师兄向我介绍了乐施会如何把救灾的价值和理念抽丝剥茧、盘剥殆尽之后浓缩为“经济公平”四个字，再由这四个字为基石，指导所有的救灾规程能够最大化满足灾民的利益，而不是对对方造成二次伤害。

这让我茅塞顿开，价值是可以更理性地衡量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评估我们能够创造的价值，以此为目标，确保不以主观为转移的客观收益。我们可以以我们设定的最大理性目标为目标，设计和应用种种手段确保目标的实现。感性的成分仅为价值理性提供服务，确立建立目标的方向，使它能够实现个人、受益群体以及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存和发展。

段师兄还同时指出了实现个人能力突破的明路：到其它国家去，学习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学习他们的工具和方法，学会如何应用成体系的方法论达到我们的目标。

卓明的价值

自此，我终于明白了个人的历史使命，以及自己的价值所系。

在中国民间救灾领域甚至整个公益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今天，行业内依然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能力不均衡。灾民需求的有效解决，依赖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序投入，以及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的能力和数量。

卓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应急阶段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提高救灾的效率，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和行业信息积累，让救灾领域的智力资源和支持资源流动起来，促进民间救灾组织的能力提升和成长发展，而后者，才是解决救灾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个目标，值得我们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去全力追求。

转眼10年过去，我们这些参与协调的人也算是当年的“幸存者”。

那时候太弱了，地震了以后整整一天，连震中在哪、哪里会很严重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团队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依靠志愿者的力量，已经能做到不管多大的灾，都有能力把灾区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全球、全天候。

我们有能力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不会再让灾区变成人们白白死去的迷宫。这就是使命，512赋予我们的——直到哪天这个行业成熟了，再也不需要我们了。

作者：郝南 图：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