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款盲盒综合评价，“抽盲盒”式当官：古代官员去哪儿上任，只能随缘吗

当下流行的盲盒，大家应该都玩过10款盲盒综合评价。抽盲盒，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从来就不是盒子里的物品，而是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感。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古代官员上任前，也要先抽个“盲盒”。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场景——

某日，晴。

午门外，一群穿戴整齐的进士们正面色凝重地望向案台。这些进士寒窗苦读数十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虽然他们已经获得了功名，但此时，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一会要进行的仪式，对他们而言，将是一场“命运的审判”。

影视剧中等待"拆盲盒"的人员。来源/电视剧《于成龙》截图

不一会儿，几位官员手抱着几个金筒缓缓走向案台。他们手持的金筒里，装着不少签。

等官员和大学士到齐后，仪式正式开始。案旁的官员从金筒里挨个摸签，第一签在第一个金筒里摸出，上面写着“xx府xx县”，第二签在第二个金筒里摸出，上面写着“xxx，进士”。随后，官员大声唱出摸到的结果。

唱签陆续进行着，被喊到名字的进士们，有的长舒一口气，露出笑容；有的则急得滋滋往外冒汗，面露愁苦。这一群人，神神秘秘又仪式感满满的样子，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进士们正在抽取自己未来为官的地点！

案台上，一部分签书写的是等待授予官职者的姓名，还有一部分签上写的是官缺（古代把职位称为缺，开缺就是职位空缺）。每年到了分差时，吏部官员就会进行这样的抽签仪式。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难道古代官员做官的地点都是由抽盲盒决定的吗？

没错，这就是明清用于选官的掣签制度。

古装剧里的掣签场景。来源/电视剧《于成龙》片段

追求公平：掣签制度出台

如果你出生在古代，想要做一名高级官员，首先要做的，是通过科举、获得为官资格。隋唐科举制推行后，古代官员的选拔考试基本在择优录取、公平竞争的方向行进。

第一步是童试，通过考核后，成功晋级成秀才。

第二步是乡试，通过将晋级为举人。举人在地方上已经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已经可以承担一些地方上的官职。只不过，这些官职都是事务性官职，例如学官这类职位。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如果你对做事务性官员不满意，还想做更高级的官员，就要继续参加下一轮的考试。

第三步是会试，通过这次考核，恭喜你就成了贡士。同时，也意味着你拿到了殿试的入场券。

殿试由皇帝主持，考核完成会出排名。“金榜题名”中的张贴在东长安街红墙上的“金榜”就是在殿试之后产生的。

科举考试系统简表。来源/网络

不过，给这些优秀的人才排名不是科举制的最终目的。如何把这些通过科举考核、获得为官资格的优秀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究竟应该如何分配这些人呢？

把他们都安排回各自的家乡吗？似乎有点不太平均。因为古代各地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贫瘠之地考上的人员相对较少。况且，古代官员一直有回避制度。官员不仅不能回自己原籍为官，同时他们也不能在原籍方圆五百里内做官。那是由吏部直接命令他们前往某处吗？似乎又有点不太公平。明代前期，吏部在选拔中下级官员时出现了大量暗箱操作的事情。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尚书孙丕扬提出掣签选官的方法。“掣签”也就是抽签，抽签意味着机会均等，当时的孙丕扬认为，抽签是一种非常公平的分配官职的方式，它可以杜绝吏部在选派官员时出现行贿和请托现象。这一制度刚刚推行时，受到了很多好评，很多人称赞这位吏部尚书“盛弥无私”。掣签制度的出台是铨选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清代，吏部继续使用明代的掣签制度，分配官员。京官郎中以下的职务大致在每月初五掣签。掣签时候，吏部会邀请很多官员一起围观。相比于明代，清代也有比较特殊的地方。例如，在掣签时，满人官员和汉人官员分开掣签。

与此同时，抽签地点也发生过变化，既有在午门外抽签，也有在天安门外抽签，有时，也会在吏部大堂抽签。之所以选午门、天安门这些地方，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场所经常举行一些重大典礼，有威严的感觉。在这样的氛围下掣签，整个选官流程也显得更加公平公正。从职位上看，单月和双月抽的官职有不同，单月主要是转、调、改等班次，双月则主要抽的是除和升等的班次。

抽完签，再经过几次严密审核，官员们就可以拿着赴任的凭证高高兴兴上任了。但是，掣签制度真的就能保证公平了吗？

今天的午门。摄影/微光，来源/图虫创意

事与愿违，吏部改名“签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掣签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公平，但制度推行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现象。直接请求官职看来是行不通了，一些人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提高抽到“肥缺”的概率呢？因此，你会看到在掣签制度实行过程中，作弊现象时有发生。

据明代笔记记载，当时有些人会在抽签前买通胥吏，贿赂选官人员。抽签前几天，负责选官人员会偷偷溜到火房中，给抽签当日使用的牙签做标记。于是，在选官当日，你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金筒里，插的牙签们长短、大小、厚薄都不相同。正式抽签时，这些官员表面上看正襟危坐，随机选签，匹配官职。但实际上，他们在心中早就有了一本名单，谁是肥缺，谁是中缺，他们早已“心中有数”。

选司官每遇大选前二三日，辄扃其火房，手自粘贴地方，暗标高下，以至签之长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隐谜。书办辈亦不得与闻，名日做签。公然告人，不以为讳。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官员给牙签做了标记，但是官员们也有迷糊拿错的时候。比如，本来应该给小张安排A县，但因为官员失误，摸到了B县的签。场面一度十分尴尬，随后，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负责抽签的人员，居然面不改色地放回刚刚失误摸到的签。他淡定地摸出一签，这回该是A县了吧？哎呀，糟糕，还是错的。于是，这位官员又默默放回去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一定是别人。

深呼吸，重新抽。

古代吏部选官的现场经常会出现一换、二换、三换的场面。如果下面有人提出质疑，不仅质疑无效，还会受到吏部官员的责骂。

牙签上的做官地点。来源/电视剧《于成龙》片段

以上是根据明代笔记复原出的场景，也许有一点点夸张。但是，明清掣签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作弊现象。明代时，常常有官员站出来指责这个制度。也是，这样的抽签哪有公平可言呢？当时有人讥讽吏部，这明明就是“签部”嘛！

人地不相宜，效率堪忧

除了选拔官员的过程走后门现象时有发生外，掣签制度还伴随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不能为官择人。因为抽签全凭运气，所以经常会出现人地不相宜的情况。有时，吏部迫于无奈，只能再调换官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

孙丕扬提出掣签制度后，一位陕西的老明经就体验了一次忧伤的掣签。

老明经从小在西北内陆地区长大，他本人其实不太想到江南那些情形复杂的地方为官的，毕竟也不熟悉地方民情嘛，而且路程很远，前往不便。但好巧不巧，他就抽中了浙江杭州府的职位。看到这个结果后，他十分恐惧，颤抖着手请求孙大人免去他这个官职。这让孙丕扬十分生气，怎么可以这么不给面子！

孙丕扬当场怒斥这位老明经，如果你不遵从抽签结果，“首挠吾法”，那就要把你治罪！于是，这位老明经只能垂头丧气地接受这个结果，默默擦去眼泪。背井离乡，一路奔波，前往杭州。等他到任后，因为首县刑官需要解决各种复杂问题，老明经能力平平，又不熟悉地方环境，在岗位中也没能做出什么成绩。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吏部只能调走这个陕西老明经，找了个浙江本地人去干这个职务。

其时有一陕西老明经，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震栗求免。富平公大怒，谓若敢以乡曲私情，首挠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擦泪而去。比抵任，则首郡刑官，百责所萃，果不克展布。抚按为题一浙东甲科，互相更调。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老明经这类事情发生后，掣签制度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为了提高掣签的有效性，明代后来将抽做官地点分北五省、中五省、南五省，分别将相应的牙签归于北、中、南三个筒中。如果南北的官缺不够平均，中签可以起调停的作用。同时，人才也被分为三等，抽签时抽和他们能力匹配的官缺。相较最初的抽签来说，这样的作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才与地域不匹配的问题。

再后来，为了更好地将官员分配到合适地方，签筒数量又做了更改，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筒。尽管已经做了调整，但难免还是会遇到难以调和做官地点的情况。当时就有官员发问，“若不酌水土之宜，不量道里之远近，以极北之人选之云贵，以极南之人选于甘肃，于人情堪乎之？”

古代官员前往为官地点，路途波折。来源/电影《冯梦龙传奇》截图

一时间，争议此起彼伏。批评者认为，掣签不能有效兼顾人才能力，肥差美缺，地方繁简这些情况，“吏部大选掣签，与会典选法背戾，以至人地不宜”。在他们看来，将官员的命运交给掣签筒的做法，实在是离谱！

不过，尽管掣签制度存在争议，它还是延续到清代。同时，清政府还将其进一步规范化，如增加“监掣”、程序更加透明等等。

为了尽量避免掣签制度出现人地不相宜的情况，清代也想了一些其他的选官方式。在清代，一些特殊地方的官缺（苗疆缺、烟瘴缺等），还有京官的某些官缺不用掣签方式授予，而是由衙门或督抚人题请补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掣签制度无法量才授官的弊病。

随着清朝的灭亡，掣签制度也消弭于历史长河之中。

选官用人本就应该从地方实际需求与官员自身能力出发进行综合考量。掣签制度不仅是将“准官员”的命运交由签筒决定，同时也是将一地百姓的安宁交由签筒决定，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了。

毕竟，抽盲盒只能偶尔抽到一时惊喜，想要抽出官员一展抱负的平台，不太可能，也不现实。

参考资料：

1、魏丕信，顾杭，潘星辉:《创立、冲突和常规化：1594—1700年的掣签授官制》，《中国学术》, 2001年。

2、潘星辉：《承袭背后的割断：从“掣签法”看明、清制度的嬗变》，《中国学术》，2002年。

3、胡存璐：《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

4、颜品忠等主编：《中华文化制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