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手机藏在鞋里作弊方式如何，在清代科举中，考生如何作弊

鲁迅先生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将手机藏在鞋里作弊方式如何，大部实有其人……”

此言确然。《儒林外史》的情节大致反映了当时儒林人士的现实情况，从书中即可窥知当时读书人对功名和八股文的狂热追求。

科举考试一向标榜“公平取士”与“公平竞争”原则，然而，实际上却无法轻易达成，明、清两代也不例外。

一般的应试士子在考试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官吏们则时常在考试中营私舞弊，或收受贿赂，或结交上司，或私心偏袒亲朋好友。因此，考场上各种弊象丛生。

当时的统治者虽然制定了许多法规，以防止科场弊病，甚至对违反者处以重刑，但仍是防不胜防，屡禁不止。

《儒林外史》反映了种种科举弊端和乱象，让世人看清科举带给读书人的毒害——正是这种制度，造就了一批毫无品格，只知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之人。

鲁迅先生画像

考场舞弊：应试士子在考试中“各显神通”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越来越严密，规矩也越来越多，但考场舞弊的情况，却超越了以往各个朝代，各种名堂，屡见不鲜。

——枪替。此法就是考生不用到场考试，而是由预先所雇的“枪手”到场答卷。

虽然试卷上填有应试考生的年貌，但世间之人，身材、长相类似者何其多！此种“枪手”代考的现象，被吴敬梓写入《儒林外史》中——匡超人为了重金的诱惑，进场为金东崖的儿子金跃代考，而且真的达成了任务。

像匡超人之类混进考场中代考者，既非空前，也不可能绝后，此种弊相追根究底，乃是为了功名富贵，双方一个为了得功名，一个为了钱财，两者借科举考试而各取所需罢了。

——怀挟。考生在进入考场前，事先请善于写字之人把《四书》、《五经》用蝇头细字抄写在纸上，再将这些文章小抄，藏在衣服的夹层中、藏在考篮的夹层中、藏在携带的食物中、藏在自己的鞋底下、毛笔管内、厚砚台底部……

《儒林外史》写到有一次虞博士监考时，发现一名考生挟带刻满经文的小抄进场考试，但却未举发。

考生们用尽心思，想尽办法将这些小抄挟带进考场，却不愿在考前花心思认真读书，如此所取之士，品格自然也就低落了！

“小抄袜子”和“小抄”

——用襻。根据科场规定，考生在交卷之后，必须由誊录生用朱笔重抄一遍，以防止考官阅卷时认识笔迹，影响阅卷之公平。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于是有些考生事先用重金收买誊录生；进场应试后，先在卷上将两字填在事先约定之处；并以卷中的某一行作为基准，在上一行与下一行的某格必用某字，这就如同衣服上之结带（襻）一样。

为何用两字？目的在于防止因只用一个字而出现的偶同现象发生。

——传递。传递是指考官先将试题送出考场，由应试者所雇的枪手代作文章，再将所作的文章传送场内。

传递之方法很多，较为普遍的是利用鸽子，把考题系在鸽子脚上，再将鸽子放出考场，飞回应试者的住处。

另一种是用重金买通考官或考场中的办事人员，由他们秘密传递。

——匿丧。在封建时代，遇到父母之丧，在三年内官吏按例须停职，读书人不能参加考试，称为“丁忧”。

《儒林外史》第四回中提及范进中举后不久，母亲即去世。范进因此遵制丁忧，居丧期间未去参加会试。

第七回中则道出荀玫通过殿试，当上工部主事，俸满转任工部员外之职后，当考选科道在即，为了自己的前途，竟欲隐匿母丧不报。

他在得知匿丧行不通后，又通过关系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二人保举，意欲为自己找到有力的支持。

——换卷。考试时应试的考生和枪手同时进场，接卷以后，立即调换，其诡秘与神速的程度，无人知晓。

考生是为了获取功名，枪手则是为了获取金钱。考生打通关节，带枪手混进考场。事后枪手得到金钱以为笔资，而考生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高进”了。

《中状元》版画

由上述“神通”可见，为了通过科考平步青云，许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在考场上作弊花样百出，本应为圣贤立言的读书人，甚至将道德抛诸脑后。

他们作弊无所不用其极，不惜以身试法，借各种手段通过层层科考，只为获取功名利禄。

科举考试的初衷，原是替朝廷遴选可用之才。然而，在这种作弊猖獗的情况下，真正遴选上的人，仅是一群无耻的无知之士而已，只怕真正的栋梁之才永远无法出头。

八股流弊：科举成了腐蚀心灵的“毒药”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为命题内容，僵化与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成了视野狭隘的书呆子。

如范进，中了进士，当上学道，犹不知苏轼是哪个朝代之人，还将他人的笑话当真；将举业奉为至上的马二先生，也不知李清照是何许人物。

《儒林外史》道出了经八股熏陶之后的科举文人，大部分都没有真才实学。

那些读《四书》之人，只是把它当作是八股文的题目；那些读《五经》之人，只是把它当作是八股文的辞采。

孔子剧照

孔孟的著作与朱子的言论，一旦沦为科举考试中的题目、辞采，就无人会当真照着做了。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在书中的第一回，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个法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读书人除了不再重视文行出处之外，还利用“代圣贤立言”来博取富贵；利用冠冕堂皇的言论，为一己之私利服务。如书中第五回的王德、王仁便是如此。

严监生因元配王氏快要死了，找王德、王仁商议将已生儿子的妾赵氏扶正。两位原本绷着脸，不吭一声，但他们各自得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后，态度即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催他赶快将赵氏扶正。

他们开口闭口不忘纲常伦理与圣贤之言，实则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

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些读书人，儒家经典了然于胸，八股文精通无比，人品却越来越差。利欲熏心的结果，到头来“富贵战胜了圣贤”。读书人将圣贤之言于获取功名后全然抛弃，眼中只留下名与利。

可见，科举制度不仅无法让读书人学习圣贤之言行，反而成了腐蚀心灵的毒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读书人便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鼓舞与利诱之下，只知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不懈地追求功名与富贵。

场外因素决定考生前途：选才不公，屈煞真才科举考试中个人的中与不中，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

科举制度到了明代，已出现不少无法弥补的漏洞。参加考试的考生，其前途并非真正取决于他们的才能和素质，而是通过各种考场外的关系、背景与手段等人为因素来决定前途。

周进画像

主考官是否公正廉洁，对考生有很大的影响。如《儒林外史》中第三回，周进原是个醉心科举、贫穷落魄的老童生，受姐夫金有余与多位生意人支助，才得以捐个监生，入场考试展开仕途。

当他担任广东学道时，即在内心下定主意——

“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

然而，当他看到与他有类似遭遇的范进时，他的主观认知与同情怜悯之心，即影响了他的选才标准。

在只有两人交卷的情况下，周进即已排定了第一名（范进）与第二十名（魏好古）。对于其他尚未交卷的考生而言，这种行为实在有失公允，也显示出他的选才标准竟是如此草率，更违背了自己担任主考的初衷。

此外，当范进当了学道之后，去见已当国子监司业的周进，周司业请他关照自己的学生荀玫。

周司业道：“……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范进听了，专记在心。

周进请托关照荀玫，希望范进能拔擢他，范进为回报当年周进提携之恩，所以到汶上县头一个点荀玫。所幸荀玫少年才俊，早已取在第一。

范进画像

由周进的请托，与范进欲回报周司业之恩来看，若非荀玫早已取在第一，这无疑又是一桩选才不公的例证。

《儒林外史》中，诸如此类不公之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员请托的情况相当普遍，和官员有关系的考生较容易中举；文章好不好，并非最重要之考量。

玲珑说在那个时代，考生的前途，并非取决于他们的才能与素质，而是通过各种考场外的关系、背景及手段来取舍。

科举考试虽标榜“公平”，然而实际上并不容易达成。

不论是考生们种种可耻的作弊行为，还是主考官的公正性令人质疑，都象征着当时社会与人心的沉沦，也反映出官场社会中的裙带关系对普通人的影响有多大——普通考生想要中举，难如登天。也难怪范进中举之后差点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