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沈阳报刊，沈阳地铁里总有收报纸的老大爷，你会给吗

沈阳地铁里一直都有收报纸的大爷和大妈二十年代的沈阳报刊，夏天时多些，冬天时少些。最经常看到的是在青年大街1号线换乘2号线上楼梯那个地方。

随机采访了一些经常坐地铁的小伙伴儿，有人选择给，有人选择不给。

选择给的，原因有几条

一是觉得大爷大妈年纪大了，不容易，自己留着没什么用就给了，让他们拿钱明天去买菜。

二是看完了，拿着报纸换乘太麻烦，有人收索性就给了，没想那么多。

三是听说地铁里有专门回收旧报去做环保公益的，本来地铁报就是免费的，正好看完了，还能做公益挺好的。

选择不给的，原因也有几条

一是明确的知道，回收做环保公益的，是身穿工作服的人，不是这种私人回收拿取卖钱的，所以要给人做回收的话，会仔细辨别一下，不会乱给。

二是有人曾被伤害过，有很多人被收报老人直接上手抢过，还有一个小伙儿伴自己拍的图片被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了，跑了好几个车站都没有报纸了，想管私人收报的要几张留着，结果不但没拿到还被骂了。

这两天翻地铁报时正好还看到一篇官方说法，内容是“为了让更多铁丝看到有趣的地铁报请不要将报纸交给收报老人，请将其交给地铁报各站发报员。”

所以，到底给还是不给，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吧。

至于我，现在地铁太挤了，我都没有空间来打开报纸，所以我从来都不领。

我特别羡慕那些每天在地铁里看报的人，告诉我，你们在哪站上车的？

非常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声明，我不是专业人士，只能从一个球迷的角度说说自己的看法。

最早接触《足球》是90年世界杯（感谢父亲至今保留着90年意大利之夏专辑，可惜扔在老家的旧书堆里），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一张喜欢的报纸我可以反反复复的看上几天，如果没有《体坛周报》，我相信《足球》会是生命中最好的精神食粮。至于《足球》为什么会在市场竞争中败给《体坛周报》，且听我慢慢道来：

《足球》成功的必然作为事业单位，《广州日报》旗下的《足球》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先天的优势，虽然创业初期同样艰苦，但是大树底下毕竟好乘凉，严俊君带着梁清、陈伟胜、谢奕等四五条枪依托平台优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几乎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很快抢占了全国市场，1990年开始就做到了世界杯比赛日的第二天出报，1993年《足球》扩版增期，1994年更是第一次派出庞大的特派记者组现场采访了美国世界杯，依靠着强大的记者团队，《足球》在这个阶段真正做到了睥睨天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面这份报纸是《足球》从8版扩到16版的第一期）

这时期的《足球》报适时邀请国内足球界的诸多名家开辟专栏，比如“京华新村”和“海派风云”，张路、毕熙东、葛爱平、王俊等大伽在这里指点江山、直抒胸臆，记忆中当年王俊的笔锋颇有古龙的味道。聘用甲A甚至甲B球队所在城市的名记撰写赛场报道，追踪赛后内幕，另外报纸上还有专为球迷解惑的“春来茶馆”。这些举措同样吸引了国内的大批球迷。

1995年，严俊君在《足球》报上为“成都保卫战”振臂高呼，舆论反响之大估计连他本人都没有料到。

《体坛周报》逆转的几大关键因素最早的《体坛周报》默默无闻，至少我在92年之前都没听过这份报纸的名字，一见钟情的原因在于它的版面设计和报道上的全面。瞿优远当初应该是下过一番苦工的，既然在采访方面远远落后于《足球》，那么在编辑力量上就要做到全国最强。

跟《足球》报相比，《体坛周报》几乎没有广告，版面干净利落，满满的真材实料。另外一方面，《体坛周报》避实就虚，把欧洲赛事作为主战场，花大力气报道国内各大体育专业媒体尚未顾及的五大联赛和冠军杯，另外NBA、网球、田径甚至围棋都做到了全国领先，相信很多球迷都是通过这个时期的《体坛周报》知道了乔丹，了解了意甲。

国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瞿优远眼光独具，充分利用和挖掘了这一优势，开始大手笔的从其他报社挖人，甚至包括即将签约《足球》的金焱等人。《足球》则限于体制上的僵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一步一步的蚕食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

“3个月200万签约李响”事件成了压垮《足球》报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响从《足球》投奔《体坛周报》，不仅直接打击了《足球》报道国家队冲击韩日世界杯的力量，而且把米卢所有的独家新闻都带给了直接竞争对手。

2001年国足出线前夕，《体坛周报》周发行量超过了惊人的500万份，正式宣告国内体育专业媒体第一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