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人奇事的书，请问：《再生缘》的原著是哪位作家

陈先生在他的宏文《论〈再生缘〉》中提到世界奇人奇事的书：“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12]郭沫若则认为：“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 [13]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乐黛云先生也发表自己的看法：“《再生缘》的不朽价值正在于它全面揭露了在男权社会强大压力下，女子无名、无称谓的喑哑世界，揭露了在强大的男权压迫下，女性只能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被男性所定名，所指称，所解释并赋予特性的现实。它第一次在重重男权话语的淤泥中曲折地表明了女性对男尊女卑定势的逆反心理，以及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强烈的愿望。” [14]这三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其实质都突出一个“反”字，无论“反三纲”还是反封建以及反男权，笔者认为都存在有悖作者作品思想原貌，人为拔高或误读的问题。第一节 《再生缘》的思想出发点由于《再生缘》前十六卷和第十七卷的创作时间前后相差14年之久。在这漫长的14年中，作者经历了从一个天真烂漫的闺中少女到一个饱经沧桑的少妇的转变过程，正如作者所言，她写第十七卷时：“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捻毫弄墨旧时心”。[p976]人生阶段的不同使得前十六卷和第十七卷创作的思想出发点也有所区别。《再生缘》第一卷开头作者写道：“诗曰：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纵横彩笔挥浓墨，点缀幽情出巧思。论事可关忠孝事，评诗原是拙愚诗。知音未尽观书兴，再续前文共玩之。” [p1]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再生缘》的思想出发点，或称创作动机，是为点缀幽情、娱人娱己而作，同时作者还试图通过作品宣扬“忠孝“思想。至于作品的读者，则是作者的闺中女友及亲属。对此，作者在第三卷的自述中称：“芸窗纸笔知多贵，秘室词章久得遗。不愿付刊经俗眼，惟将存稿见闺仪。” [p106]第十七卷自述中又称：“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前尊长尽开颜。” [p925]既然是为娱乐而作，《再生缘》所要表达的思想就不至于担负过于沉重的社会使命，如反三纲、反封建、反男权之类，一个经受礼教熏陶生活无忧的大家闺秀肩上承受不了也没必要去承担这些今人看重的伟大思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种最流行的解读作品方法是“发愤著书说”，然而这种视角用来评价《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男性文人创作的作品尚可，但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再生缘》就有些不大妥当了。至少在《再生缘》前十六卷中，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女能有多少“怨愤”可发？只不过在读了大量同类作品后也有话想说罢了，而这些话只有“新奇”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达到娱人的目的。所以《再生缘》尽管写了大量以女性为主角的奇人奇事，但它的目的不是反三纲、反封建而是吸引读者的眼球，刺激读者的想象力而已。另外，从“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这两句作者的亲口交待中，可知《再生缘》的思想其实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这从客观上说明其思想高度仍在封建礼教规定的圈子之内。至于研究者不厌其烦地提到清道咸年间女作家侯芝和邱心如女士对《再生缘》的指责，一来前者是以批评家自居，而后者是也想在“闺秀诗体小说”上有所作为，二人对《再生缘》的指责是势在必然的事情，否则她们就没有批评和创作的必要了。其实只要试想一下《再生缘》在作者生前受到那么多人追捧并且也未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查禁，就会对侯、邱二人的指责一笑置之了。当然，也不是说《再生缘》仅仅为娱乐而作，因为反映“忠孝”思想至少在当时人眼里也算是肩负“重大社会使命”，并且《再生缘》作者借助鼓吹“忠孝”思想悄悄渗透了她的民族意识（甚至可以称之为“反清思想”）以及灵活通达的人性观念。不过这一切都是在近似戏说、呈现喜剧化的氛围中无声进行的，其思想高度与具有现代性的反封建、反男权等还有相当差距。《再生缘》第十七卷的创作背景与前十六卷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作者的不幸经历使《再生缘》着上了一层“抒写悲愤”的色彩，《再生缘》创作的思想出发点也由前一阶段的较为单纯的娱乐消遣过渡到借创作宣泄压抑的感情。然而作者的悲愤与曹雪芹“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之类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式的“悲愤 ”不同，前者着眼点在于取得社会的功名，而后者则是“断肠人恨不团圆”式的倾向于家庭幸福求之不得而生的悲愤。在作者眼里，她并没有写什么反男尊女卑、反封建礼教之类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她写的只是：“写几回，离合悲欢奇际合；写几回，忠奸贵贱险波澜。义夫节妇情向报，死别生离志更坚。” [ p924]“离合悲欢”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忠奸贵贱”是早已被现代人抛弃的落后思想。至于“义夫节妇”则与当时统治者鼓吹的封建道德事实上是在唱“同一首歌”。我们不能因此指责作者思想保守落后，同时我们更不能不顾作者再三陈述自己创作的思想出发点，硬把现代人提倡的观念强加在《再生缘》作者身上，称其要破三纲、反封建，甚至解放妇女。作者的悲愤情绪影响了整个故事的情节设计、人物性格塑造以及故事的结局，但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思想特质。陈端生创作《再生缘》的态度其实很潇洒，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而是“编书不过消消闲，也须知，节义忠贞就里埋”，也就是说她以游戏之笔而写道德文章，她在主观上丝毫没有与男权、三纲决一死战的思想企图。因此，笔者探寻《再生缘》的思想原点，首先就是其欲宣扬的忠贞节义思想。第二节 《再生缘》的思想原点 所谓“思想原点”，是指作者思想出发点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也即最接近作者创作本意的思想认识。寻找思想原点就是要尊重作者、尊重文本，避免误读和曲解。 《再生缘》的思想原点之一是整部作品都是为“忠孝节义“四字而作。就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如孟丽君、皇甫少华、刘燕玉等无一不是“忠孝节义”的单项或全能冠军。众多研究者把除孟丽君之外的人物形象隐去不提或一笔带过，煞有其事地认为孟丽君是“破三纲”“反封建”甚至妇女解放翻身的急先锋。但从作者身世来看，陈端生本人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恪守者，在其夫因科场案遭遣戍伊犁期间，她“谢绝膏沐”“强抚双儿”乃至吃斋念佛，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的所作所为。从作品中孟丽君形象的描写来看，她“女扮男装”抗旨逃婚固然具有一定的叛逆性，但这种叛逆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都不外乎“忠贞”二字。如当父母劝她改嫁刘奎壁时，她的回答是:“不幸伊家遭此事，想爹爹，还该容女守空房。今反为，朝廷圣旨王亲势，要把清名一旦消。不念朋情犹自可，使孩儿，此生无复把名标。啊呀爹娘呀，儿亦今当十六春，闺帏大体也分明。纵然圣旨难回覆，我完一命保全名。孟氏丽君虽不孝。岂堪叫，爷娘门第失清声。今朝明示其中故，也是双亲爱女恩。奉告一言无别意，孩儿是，待时守节重身名。”[p127]孟丽君敢于违抗圣旨，勇气固然可嘉，但必须了解的是她的勇气不完全是来自个人的独立意志或对婚姻的不满，而是来自对“贞节”观念的恪守。我们可以说她的思想走出了对君权的盲目服从中，却又陷入“贞节”的镣铐里，而后者显然对女性的危害性更大。郭沫若称之为：“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为“反封建”行为，实际上她是“挟贞操节烈”了，然而并没有真正的“违抗朝廷”，尽管她明知道刘奎壁为人不善，但还是在用先斩后奏的方法让自己的女伴苏映雪代替自己遵从圣旨嫁给了刘奎壁，导致苏映雪在新婚之日跳池自杀。无论找什么借口，如抗旨会连累全家或孟丽君要凭才华干一番事业，其对抗朝廷的方法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她实际上方便了自己而害苦了别人，并且也没有对圣旨的权威性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在寻找服从圣旨的替身前她的思想在自我斗争中还经历了由“我完一命保贞节”到“改装”出逃考状元的转变，但她这样做的原因或说动力有两个，一是因为自己“读书数载不无知，闺秀之名久自持”，如不“轰轰烈烈为奇女，要此才华待怎生”，她不愿浪费自己的才华，渴望实现人生的价值；二是因为“不能解救夫家难，奴就是，守节损身也算迟”，所以要“学一个，谢湘娥与柳卿云。倘若天地垂怜念，保佑得，皇甫全家不受刑。”两个原因中第一个多少带有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的突破，争取实现自我价值的意味。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当时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抛弃，如陈端生的祖父就主张女子不妨有才。至于实现自我价值，则有此观念和可能的仅限于象孟丽君这样的才女，奇女子，并不带有普遍的女性觉醒意义。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才是她改装考状元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在逃婚途中，孟丽君也不止一次的在心里强化这一目的。“但愿一朝趋殿阶，好将夫主冤仇申” [p174] “若然果得身荣贵，能做伸冤报恨人” [p180]而当她考中状元之后，借机会提拔皇甫少华，保举其为征东大元帅。待少华攻破朝鲜，凯旋归来后，贵为宰相的孟丽君又暗中帮他治倒了仇人刘捷父子，最终实现她的替夫主伸冤的愿望。孟丽君还在心里还有过这样的想法：“咳，皇甫郎君呀！奴家既效柳卿云，君可能如王景星。倘若团圆还有日，我何妨，为君挣个二夫人” [p142]“咳，皇甫郎君呀！女打男扮受折磨，春风红杏入皇都，今朝名节俱成就，可知道，如此妻子不辱夫。”[p217]从这些内心表白中可知，孟丽君非但没有摧破“夫天妻地” “夫为妻纲”等封建婚姻观念，她的一切行动甚至是在维护这一原则。她成就“名节”不是为自己感到欣慰，而是以“不辱夫”为荣！至于她一路青云直上，位列三台却在朝廷上拒认丈夫、父母、兄长，原因也并非她不想认，而是她一直在寻找机缘，并静观时变。书中写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共餐时的心理活动：“风流丞相深怜爱，俊眼频皇甫郎。暗叫芝田知道否？眼前就是你妻房。师生大礼巍巍在，我和你，怎样还成鸾凤行？丞相时闻心惨淡，东平千岁也端详。” [p427]她不能认夫的主要原因是碍于师生大礼。后来还提到碍于易服欺君、搅乱阴阳、戏弄大臣等罪名，但所有这一切只能算做客观原因，唯一称得上主观原因的是她对皇甫少华迎娶刘燕玉因误会而产生的怨恨。因此孟丽君并非不想认，而是不能认，不急认，欲过罢官瘾，治服了皇甫少华的“少年心性”后再认。孟丽君“不认父母”与其“不认丈夫”其实是两个相互牵扯、不可分开讨论的问题，她只要公开认了其中之一，另一方也不能不认。同时孟丽君不认父母的问题也是完全由“不认丈夫”的问题引起的。研究者多把孟丽君不认父母当作违抗“孝悌之道”，却把孟丽君在母亲思女病重时私下相认的事实隐去不提。孟丽君在“认父母”一事上变通后采取的是“暗认明不认”、“家里认而朝廷不认”的策略，只是这一策略后来被皇甫少华父子联合其父母在朝廷面前以势逼认而搅乱。此外，孟丽君的“孝”和“义”在义父母康信仁夫妻那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其“忠”则表现在不遗余力为皇帝选拔人才、燮理阴阳上。由此可见，孟丽君仍不失为“忠孝节义”四德皆全的完美人物。这才是孟丽君这一人物形象最真实的思想意义，她虽然才貌双全，自信、自强、自尊、明辨是非、嫉恶如仇， 其它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研究者鲜有提及，事实上，无论是节孝夫人刘燕玉、义烈夫人苏映雪还是“忠孝王”皇甫少华，哪一个人物的思想不是停留在“忠孝节义”四字上？毋庸讳言，最简单的从他们各自的封号上也可以看出作者要把他们写成什么样的人物、想要传达何种思想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视而不见、一厢情愿的拔高其思想价值，以迎合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此与科学研究，不亦有失乎？就作品中与皇甫少华有婚姻纠葛的三位女性来说，孟丽君是才女，她可以凭借才智不用以生命为代价保全贞节，而苏映雪则必须跳池自尽方显“烈女”本色，刘燕玉则既无才能，也无性格只有躲在“万缘庵”里吃斋念佛以守贞节。三个女性各自采取的形式、手段不同，但无一不是视“贞节”为生命，如苏映雪、刘燕玉者，还心甘情愿做皇甫少华的“小星”即妾，这能说《再生缘》的思想已达到了反抗男权、女性意识业已觉醒的高度了吗？ 书中的几个男性人物，除刘捷父子作为“奸臣”“小人”反面人物来写外，其它几个也都是忠孝节义的模范。熊浩是《再生缘》中“义”的典范，他与逃难的皇甫少华一见如故，结拜为弟兄并为其两肋插刀。熊浩为了帮助皇甫少华早日报仇雪恨，他不惜抛下有孕在身的妻子，陪同少华入黄鹤山寻仙学艺。等到他们归来时，妻子盼夫不归，相思成疾，在生下一子后，一命归天。熊浩的“义”固然表现出来了，但他以牺牲妻子的幸福为代价，非但显得不近人情，而且也说明作者心底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并不因为熊浩妻子为女性而有所改变。相反，把她置于女性最不幸的处境中以突出男性朋友间的“义”。皇甫少华皇甫敬身上集中表现了“忠”字，后者对皇帝忠贞不渝。在出征朝鲜战败被俘后，他被关入牢狱，历时三年，而忠君之志不改。皇甫少华、元成宗则是“孝”的化身，仆人吕忠是“义仆”的楷模…… “忠孝节义”四字中，作者对“贞节”的标榜最为淋漓，这与作者饱受闺训、读者也多为闺秀有关。在“贞节”问题上，作者难能可贵的思想是没有把“贞节”作为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与“贞女”相对应，作者要求男人能做“义夫”。实际上，孟丽君拒绝认夫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其对抗男权，而在于作者要通过孟丽君的拒认和考验成全皇甫少华这样一个“义夫”典型。如皇甫少华在皇帝和父母的命令下被迫迎娶了刘燕玉为妻，但他对眼前“如花似玉”的妻子并不动心，而是要为“原配”孟丽君“未能一世为孤客，也望三年做义夫”。[p391]在男性为女性“守贞”的问题上，作者立场如此坚定，甚至不惜改变人物的性格，让男性人物极端女性化。如皇甫少华在书中性格前后判若两人，全书前半部分中的皇甫少华是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英雄，而后半部分的少华则为相思所累，最后变成病病歪歪、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书生。随便引一段少华“守节”时的心理描写：“呀，孟府千金呀！只道芳卿一女郎，不知流落在何方。我为尔，彩亭虚供王妇诰；我为尔，灵凤存留正室房。我为尔，寂寞寒衾甘忍耐；我为尔，风流乐事不思量。我为尔，久闻宫殿自孤宿；我为尔，三载光阴义未忘。孤本欲，辞圣访妻游天地；孤本欲，挂冠被氅入仙乡。平生富贵全抛去，原配恩情俱念将。不道今朝闻喜信，卿就是，保和学士郦明堂。” [p657]从这里可以看到皇甫少华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女性化了，从一个“男人味”十足的英雄蜕变成“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文弱书生。在小说后半部分，孟丽君拒不认夫，让其在情欲的煎熬中百般折磨。皇甫少华对爱情的忠贞程度竟成了孟丽君是否复装认夫的砝码。再看苏映雪和孟丽君一段私下的对话：“梁氏千金红了面，花容正色吐娇声。啊呀，千金说哪里话来！小姐不婚，奴家不嫁。明堂点首口称然，且看芝田意怎般。他若真思三载守，少不得，从容再议旧姻缘。素华见说方心悦，惟愿千金早玉成。” [p42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非要说《再生缘》包含有追求男女平等思想的话，那么这种“平等”首先表现在“守节”的平等，即男女共同忠于爱情的义务平等，而不是其它。 《再生缘》作为一部清代闺秀杜撰的诗体小说，它的主要思想仍是宣扬“忠孝节义”，不过与男性文人的同类作品有别的是“忠孝节义”的模范人物不再限于男性，女性也榜上有名。不过作者的性格、人格以及才华等因素使“忠孝节义”的思想不至流于空泛生硬的说教，这才是《再生缘》思想的本质。 如果说宣扬忠孝节义仅仅是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和当时读者的道德观念，那也太小看陈端生了，她虽然认为“编书不过消消闲”，但同时也提醒人们“也须知，节义忠贞就里埋”。那么作者所云的“节义忠贞”“忠贞节义”除了在为人处事的层面上强调外，其实作者还曲折委婉的表达了《再生缘》的第二个思想原点——鲜明的民族意识。研究者常常过于关注孟丽君的叛逆性或“忠贞节义”的消极面而忽略了作品中深藏不露但十分鲜明的民族意识。康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酷烈的时代，文化最发达、人才辈出的江南地区受害尤深。满族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武力上征服汉人后，在文化上继续封杀并奴化江南人的民族意识。然而有清一代，民间夙有“男降女不降”之说，我们从《再生缘》标举“忠孝节义”的思想背后，也可看出“女不降”的思想痕迹。 其民族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女性“缠足”后形成的小脚的刻意描写上。清军入关后，不断发布“禁缠令”，但始终不象针对男子的“剃发令”那样得到有力的贯彻，最后不了了之。这使得清代汉族闺秀们得以保留自己民族身份的象征——小脚。她们因此不但不以“缠足”为苦事，反以为美为荣，反映在《再生缘》中，就是作者对小脚的竭力赞美上。 《再生缘》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鉴别女性身份的方法不是通过男女之间区别明显的第二性征，如喉结、声音、胡须、胸部等，而单单以“金莲”与否来区别男女，这显然在暗示作者的“民族意识”。这正如夏晓虹先生举的谜语例子：“以‘满汉妇女’打《四书》句的谜语，谜底正是‘足以有别也’(《中庸》)，即谓天足与小脚为满族与汉族妇女之间最大的差异。”[15]书中有两个女扮男装的人物——卫勇娥和孟丽君，她们都可谓“女中丈夫”，而且都经历过脱靴验脚证实女性身份。 卫勇娥为避难救父逃到吹台山上凭着武艺高强做了“山大王”。她为了向尹良贞、皇甫长华母女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说道:“小姐夫人如不信，待奴脱下这乌靴。一看便知男与女，言讫将身坐榻旁。玉手纤纤举起足，乌靴脱下映灯光。白绫扯去知多少，方露红鞋脚一双。绣履犹存三寸小，红莲两瓣踏潇湘。” [p108]在此小脚不仅是女性身份和美德特征，也是“满汉有别”的无声宣告。作者把这位有着汉族女性特有的小脚的“山大王”描述为：“道寡称孤如帝王，礼贤下士做英雄。部前将士心俱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看他如此美丰神，岂是根基在绿林。不但生成豪杰貌，更兼还有帝王形。莫非元运应该绝，正出兴亡定霸人。” [p103—104]看似游戏之笔，其间却包含了作者极其大胆的叛逆思想，但这种叛逆并非针对“君为臣纲”，而是针对与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大元”类似的满族人建立的“大清”。有清一代。满族对汉人，尤其是江南汉族人的高压政策十分残酷，然而却想不到一代才女通过不登大雅之堂的“闺秀小说”若有若无、阴晦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对满清政权的诅咒。 另外一次通过验足鉴别女子身份的事件发生在全书的核心人物孟丽君身上，就陈作《再生缘》前十七卷来看，作者用了整整两卷篇幅来渲染这次声势浩大的“验足”即鉴别孟丽君性别事件。这次事件惊动了从皇太后、皇帝、皇后到皇甫家、孟家、梁家、朝廷大臣等等几乎全书所有重要人物。众人如饥似渴的期盼的不过是一个验足的结果。作者在将孟丽君放在刀口浪尖上，通过负责脱靴的两个宫女之口目，对其小脚大加赞美。“苗瑞英，回身只得至床前。微带笑，半含羞，缓缓轻轻脱袜观。只见那，一脱袜时渐有形，显露出，白绫裹住绕层层。就犹如，金莲在水花无出；真好似，玉笋埋时指未伸。”这是宫女刚刚脱靴时的所见。“宫女一观知睡熟，两个人，越加胆壮与心雄。言悄悄，笑融融，扯一重时看一重。只见那，裹脚重重扯不完，白绫盈丈散床前。六七转，已观嫩玉初生笋；去一层，渐看娇红带露莲。抽到后来绫尽了，喜欢煞，蓝巾彩袖两婵娟。但见那，白绫裹脚一抽开，竟露出，两只猩红小绣鞋。口上是，月白锁边金线压，尖上是，明珠攒住细针排。无染垢，不沾埃，三寸还差两只鞋。”这是脱鞋中途停顿，细细品赏。 “郦丞相竟是个女子，真正不差，一点点小脚。瑞英妹子你瞧瞧，难为她，怎么穿靴站得牢。这对红鞋真可爱，竟能比，中宫国母小分毫．．．．．．休混乱，莫迟延，快快脱鞋快快完。都女说完先动手，苗瑞英，又惊又喜应声连。伸玉手，抱金莲，缓缓轻轻捻着尖。一退鞋儿朝下扯，竟还有，睡鞋两只里边穿。只见那，红绣鞋几分外精，无非二寸六分零。尖细细，瘦伶伶，软底行成碎绵文。面上是，五色彩绒花锁口；里边是，四方绿缎小提跟。真可爱，实堪欣，两只金莲妙绝人。都氏美儿苗氏女，观到此，真真又是一番惊。”接下来通过宫女说白极力渲染其脚之小。啊唷，稀奇呀！外罩着三寸欠三分的鞋子，已是小得紧极了，怎么还有二寸零六分的睡鞋，衬在里边？这亦真真盖世无，哪里有，履外着屐裹绫罗。两只鞋子犹如此，天下的，小脚真推郦保和。”[p921-922]这一大段文字从裹脚布到绣鞋再到小脚，作者层层剥笋，将孟丽君的小脚之“小”之“美”推向极致，这不仅仅是审美的极致，更是作者强调自己民族身份的极致。在男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清代，作者为女性能保留民族身份同时也是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小脚而感到骄傲自豪！ 除了“小脚”体现出作者的民族意识外，作者对朝鲜国灭亡的一段描写其实就是南明灭亡情景的写真，同时作者的民族意识也寄寓在这段历史场景的还原中。在皇甫少华攻破朝鲜后，朝鲜国王的怒语十分耐人寻味：“明晓诸臣怕上前。意欲投降容又愧，他只得，一敲御案叫苍天。啊唷，苍天呀苍天！罢了！此是寡人无福，文武无能，就此投降便了。驸马王爷尔就行，孤家整备做降人。可嗟可笑诸文武，枉是衣冠立满庭。少刻寡人城外跪，看你们，狠心狗肺可安宁？” [p356]“ 国王手内擎降表，含怒回头叫众官。尔等肯思惭愧否，看一看，寡人此去跪降元。一班文武俱低首，自恨无颜不敢言。” [p359]朝鲜在此实际上是南明王朝的化身，而朝鲜国王的怒骂，也是才女陈端生对那段历史的评判，其中寄托了作者对汉族政权明朝灭亡的惋惜之情和对庸臣误国的愤概。消灭朝鲜的军队叫“赤云都”，这是借用了灭元的“红巾军”的称呼，而朝鲜与满族政权一样都属于外邦，作者在此颠倒时空，制造混乱，巧妙地传达了自己的民族立场。 《再生缘》的思想原点之三是它表达了作者朴素的人性思想。最能体现作者人性思想的人物形象是元成宗，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有着常人一样的思想感情。他为前皇后刘燕珠因难产至死，伤心欲绝，在母亲病后又能端汤送药，以尽孝道，同时他“爱江山更爱美人”，见了皇甫长华的美貌不由的脸上笑成堆，而见了孟丽君则魂不守舍。他虽然好色，却并没有成为昏君，因为他能够尊重别人。即使在他最后迷上孟丽君，逼其复装纳为妃子时，也没有强取豪夺，而是不惜穿上太监的衣服私访丽君，表明心迹，陈述利害，在维护皇帝绝对权威的同时也给了孟丽君三天考虑的时间。（虽然作者未竟全篇，但三天时间内，孟丽君若不以死对抗，用来想脱身之计已绰绰有余。）当皇甫长华质问元成宗为何在上苑独召孟丽君伴游时，元成宗坦然承认，并且自我辩解道：“啊，御妻，比如你们是妇道之家，见了同辈中一个有才又有貌的名媛，少不得也要相怜，也要爱慕。男女是一理的呀，难道朕就浅点儿情义？况且明堂本是男，君臣就，相亲相爱有何干？那天召入来游苑，只不过，做做诗来尽尽欢。到晚已经明月上，联自然，款留便在馆中眠。” [p875]尽管元成宗的的回答中有“诈”，如他对孟丽君是女身已有所觉悟，故意不挑明真相，欲暗中取事。但元成宗此语却十分合乎人性，没有任何道学家的虚伪。作者让这些话出自皇帝之口，更是加重了其人性思想的分量。元成宗对人性的通达表现在“同性”身上，而孟丽君在处理“异性”的爱慕问题上的灵活与元成宗的通达可以相映成趣。女扮男装的孟丽君由于容貌俊秀，赢得了其义父康若山的两个小妾的青睐。二位趁康公不在之际不约而同地向孟丽君表白心迹，企图与其私通。孟丽君有这样的思想波动：“柔娘德姐两佳人，如此多情有我心。几度留连真爱慕，十分关切果相亲。奴家若是真男子，未必其间不动心。见我几时情已乱，风流阵里欲消魂。可怜辜负佳人意，好叫我，要作情时难作情。” “明堂独坐幽窗下，点首长吁暗暗云。美色迷人真可叹，幸亏我亦是钗裙。方才若遇真男子，未必还思继父恩。” [p174] 孟丽君的这番内心活动，与元成宗一样都不是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强调儒家道德，而是从人性出发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爱美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