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下是龙，李自成马上攻下北京时，为何向崇祯提出“西北称王”的要求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在统帅几十万大顺军进攻北京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却向崇祯帝提出“西北称王”的要求，的确是非常出人意料北京城下是龙。

根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李自成派已经投降大顺军的明朝太监杜勋秘密入城与崇祯帝谈判，提出：“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要知道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1月已经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自称皇帝，改元永昌，李自成可以说已经是大顺王朝的开国皇帝了，却在包围北京占据绝对优势情况下，主动向崇祯帝提出放弃大顺开国皇帝的地位，而向手下败将崇祯帝称臣，可见李自成对崇祯帝对明朝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像李自成这样在占据绝对优势情况下，却向即将被推翻的旧朝廷称臣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瓦岗军领袖李密，在拥有几十万兵强马壮瓦岗军威震天下的情况下，却接受被包围的洛阳隋朝小朝廷的皇泰帝杨侗的招安，李密接受杨侗封的宰相、太尉等官职。

但李密当时毕竟没有称帝，甚至没有称王，只是称魏公，而李自成已经是有正式年号的大顺朝开国皇帝。何况李密不是主动接受洛阳隋朝小朝廷招安，而李自成是主动提出向崇祯帝称臣，由此可见，李自成的诚意更足，与李密相比更难能可贵。

而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条件主要有

第一，要求崇祯帝封李自成为西北一带的国王，李自成由大顺开国皇帝下降为明朝西北地区的一个国王，已经是对明朝巨大让步。

第二，要求崇祯帝赏赐李自成军队一百万两白银，与李自成后来在崇祯帝皇宫中搜出的三千七百万两白银，可谓九牛一毛。

第三，要求崇祯帝给与李自成不接受明朝皇帝命令与召见的权力。这其实给了双方的面子，李自成没有像曹操等奸雄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证明李自成并不想取代明朝，何况崇祯帝杀害袁崇焕孙元化等忠臣刻薄寡恩是有名的，连祖大寿都不敢见崇祯帝，何况李自成。因此这一条对于崇祯帝与李自成是双赢。

第四，李自成军队退守河南，要求崇祯帝把陕西山西作为李自成的封地，当时李自成控制的地盘远远不止陕西山西，崇祯帝答应不答应都在李自成的控制之下，而关键是李自成从北京撤军退守河南，至少明朝避免了立即灭亡的危险。

何况李自成还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为对内平定农民起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占领的地盘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收复张献忠等各路义军完全有实力做到。

更重要的是李自成还愿意帮助明朝剿灭辽藩即满清政权，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气势如虹，如果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与吴三桂的五万关宁军等明朝军队联手，完全有可能打垮甚至消灭满清政权，毕竟满清军队主力满打满算不过十几万人。

至于李自成主动向崇祯帝提出向明朝称臣西北称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李自成与李密一样骨子里都有忠君爱国的情节，李密曾经是隋朝宫廷侍卫，而李自成曾经是明朝驿站的小公务员，都属于朝廷的公职人员，而李密接受招安以后跃居隋朝首相太尉等，而李自成接受招安以后跃居实力最强的明朝西北国王，而且得到崇祯皇帝的正式加封，当然比自称的大顺皇帝更名正言顺。

其次是崇祯帝从个人品德来说并不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昏君暴君，崇祯帝勤政爱民、兢兢业业、节俭自律、不好女色，一上台就铲除了权倾天下的大太监魏忠贤，因此无论李自成还是皇太极都没有充足理由彻底否定打倒崇祯帝。

至于有人说李自成主动提出向崇祯帝称臣是担心满清、张献忠以及吴三桂、左良玉等明朝勤王军队是不存在的，李自成既然大举进攻北京，就没有把这些势力放在眼里，如果李自成想坐山观虎斗，让崇祯帝与满清火拼，就没有必要大举进攻北京，从李自成主动提出帮助明朝平定张献忠等义军与辽东满清政权，也可以看出李自成对当时自己一枝独秀的实力充满自信，至于南明，当时崇祯帝还活着，就不可能有南明。

可惜崇祯帝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完美主义者，在崇祯帝心目中，如果接受“流寇”李自成的城下之盟无疑是奇耻大辱，何况李自成在洛阳还杀害了崇祯帝的亲叔叔福王朱常洵，更重要的是崇祯帝性格吝啬抠门，他舍不得赏赐李自成军队一百万两白银，因此拒绝了李自成这相当于天下掉馅饼的接受明朝招安的建议，如果把崇祯帝换成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会接受李自成的称臣，以避免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但死脑筋的崇祯帝居然拒绝了李自成的双赢建议，导致北京城轻松被李自成攻陷，崇祯帝在逼迫后妃自杀砍杀公主之后上吊自杀，导致明朝灭亡。

“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当时的蒙古部实际领导者是瓦剌国师也先；而俺答汗是鞑靼部的首领，他兵临大明京师城下，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史称“庚戌之变”。

两场虽然都是由蒙古部落主导的，但前后相隔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对于“庚戌之变”，很多人都对俺答汗没有攻入北京城恢复元朝感到奇怪，因为有一种主流的声音，即：土木堡之变后，大明伤筋动骨，对于草原部落开始处于守势，根本无力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兵力入侵，尤其是经过百年发展后，大明已经有了衰败的气息，而鞑靼部取代瓦剌，正处于上升期。

何况，此时的大明最高统治者是道君皇帝嘉靖，首辅又是大奸臣严嵩，二人合作之下，朝堂乌烟瘴气比较严重，而这一次，大明没有再出一位类似于谦于忠肃公这样的擎天之臣了。

按理说，既然俺答汗可以从草原长驱直入，兵临京师，那么想要打下北京城也是很容易的，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成功呢？

汪郎以为，具体原因有三。

1、俺答汗攻打北京城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元朝，而是逼迫明朝同意互市，故此，攻打北京城就不会尽全力一击。

蒙古贵族虽然从中原退回了草原之上，但在汉地所经历的一切，让他们对中原物资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那么，蒙古贵族所求何物？无非是煮牛羊肉用的铁锅，解油腻喝的茶叶，做衣服所用的布料等生活物资，以及明朝皇帝册封的爵位。

是的，汪郎没有乱说，你们也没有看错，俺答汗的所求就是这些，希望大明能够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希望自己可以获取明廷册封，允许自己向大明进贡（为什么会如此？实际上这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特性，只要藩国进贡，都会得到一笔比贡品还要丰厚的赏赐，俺答汗又不是傻子，这样的便宜当然要占。）

然而，大明不这么看，明廷君臣对俺答汗称臣纳贡的要求始终保持警惕，他们害怕土木堡之变重演。

故此，明廷发起了贸易之战，和俺答汗之间的互市通商时断时续，当然，关闭互市的时间远高于开放互市，期间还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杀了俺答汗的外交使臣石天爵和肯切。

这样的做法，自然也就激怒了俺答汗，以致其多次在宣府、大同等边境侵扰明朝，最后酿成了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俺答汗长驱直入，在毁了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的民居后，将在通州俘获的宦官杨增放了回去，让其给嘉靖帝带了封信，指明了他这次兵犯大明，目的就是互市。

“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四夷考.卷5》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俺答汗即使有实力攻破北京城，也不会去强行攻打的，因为这不符合他出兵的目的。

而这一点，嘉靖君臣也是很清楚的。

因为俺答汗写给嘉靖帝的信，用的都是汉字，目的就是想让明朝政府相信，自己对通商互市的需求，只是因为明朝不允许，无奈之下才发兵入关。

故而，明朝一面加强京师的防守，一面和俺答汗进行谈判，而谈判的底线就是俺答汗先退兵，大明才会考虑互市（大明不受威胁）。

“其书皆汉文，朝廷疑而不信，且无临城胁贡之理，可退出大边外，另遣使赍番文，因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这条件一出，俺答汗真的撤兵，庚戌之变的京师之围就这样解了。

2、俺答汗后方不稳，此时的他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汗王，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和明朝死磕。何况，毕竟此时蒙古贵族的政治重心已经回归到了草原之上，称雄草原才是他们的政治、军事的侧重点。

俺答汗是十六世纪中叶，明朝最强大的对手。

此时的俺答汗控制的区域，东抵辽蓟，西迄甘肃、青海一带，不仅如此，他还不断深入明朝宣府、大同等地，又进一步出兵征服瓦剌，事实上，他近乎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

问题就在于，俺答汗虽然称雄于草原，也姓孛儿只斤（蒙古黄金家族姓氏，成吉思汗之后），但他却不是蒙古正统的大汗。

按照汉族传统的说法，他只是庶出，虽然有能力，但并不代表可以继承家产，此时的蒙古正统大汗是他的侄儿库登汗，叫孛儿只斤.达赉逊。

在俺答汗的强势下，库登汗被迫迁至兴安岭以东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但身为黄金家族的荣耀，岂肯就此罢休，他一面和明朝在辽东进行争夺，一面不断挑衅俺答汗的霸权，也使得俺答汗不敢过分对明朝进行攻击。

除此外，没有被俺答汗征服的瓦剌余部，如和硕特部（其实也是黄金家族，只不过不属于成吉思汗后裔），虽然地处鞑靼西边（在今天的新疆、中亚一代），但依旧对自己民族的母亲河斡难河，以及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念念不忘，和明朝保持着一定的外交关系，这也足以让俺答汗有所顾忌。

3、明朝并没有因为土木堡之变而衰，事实上，此时的大明国力依旧强盛，而火器（仿制的佛朗机炮）已经是明军的主要装备之一。

很多人以为，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力大幅度下降，北疆空虚，才会让俺答汗可以长驱直入，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俺答汗之所以可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有熟悉明朝北境防线，而且对用兵布阵也很有研究的部分白莲教徒充为向导，还帮俺答汗打造攻城器械，这样可以使得俺答汗从明朝防守最为薄弱之处入关。

但是，这不能就说明明朝军事力量已经下降，因为此时的明朝边境和京师防御已经装备了自己仿造的佛朗机炮，这是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后，明朝抗击西方侵略取得胜利后的最大收获。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 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 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明史.卷九十二 》

正因为汪鋐建议大规模仿制佛郎机炮用于军事防御后，明朝加大了火器的研发和制造，进一步加强了明军的防御和进攻能力，这对于俺答汗来说，面对北京城的火器防御，让其也无心强硬攻打京城。

汪郎说：

嘉靖二十九年的大明朝，即使因为皇帝朱厚熜酷爱修道，将朝政放手给首辅严嵩管理，但国力尚在，并没有因为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就一蹶不振了。

何况，土木堡之变后的百年间，明朝在景泰帝朱祁钰、天顺朱祁镇自己、成化帝朱见深、弘治帝朱佑樘、正德帝朱厚照的相继统治下，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恢复的，不然也不会有“成化新风”、“弘治中兴”之说。

当然，此时的大明要想和洪武、永乐年间相比还是差得很远，但还不至于被蒙古贵族打到家门口后而无还手之力。

俺答汗兵临京师城下，对于大明君臣来说是一剂猛药，让嘉靖帝朱厚熜产生了严重的耻辱感，并要求兵部、户部准备兵马粮草，对俺答汗进行战略报复。

“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杀人盈万，天岂不怒焉？闻其归亦多毒疮死者，此时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为阻。惟财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为要，卿等视兵户二部臣知。上复谕仇鸾，曰：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正是有了这份羞耻心，嘉靖帝难得从修道之中清醒过来。

故而，他设置了蓟辽总督，加强了北疆边防，也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大同开了马市，但他直到驾崩，也没有改变对俺答汗厌恶的态度！

不过，开放马市，打破了明朝和蒙古贵族之间的坚冰，为隆庆年间明朝册封俺答汗，扩大互市，维护边疆稳定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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