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杀妻剥皮未打码图片，尚方宝剑有多少特权，到底能不能，斩杀各地的高级官员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廊坊杀妻剥皮未打码图片，确实出现过许多享有特权的御赐物品，诸如“黄马褂”、“丹书铁券”、还有今天所讲的“尚方宝剑”。而这些享有特权的御赐之物均是皇权的象征，当然是有特权的，但因文学文艺作品的夸大以及杜撰，这些御赐之物的特权往往被放大，这里所说的“尚方宝剑”最大的特权就是“先斩后奏”，但先斩后奏也是在国法之中执行，并不代表着可以超越法度随意斩杀朝臣和大将，而“上斩昏君、下斩佞臣”更是无稽之谈。

尚方宝剑由来“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汉书.朱云传.颜师古注》

尚方宝剑的由来要追溯到秦朝，当今一些辟谣言论说尚方宝剑只出现于明朝其实是不正确的。“尚方”二字实为“上方”，在秦制中是专职管理和供应制造皇帝所用器物的官属，汉承秦制使这一官蜀被继承下来，并加以细化，将其职责定为“掌御刀剑及玩好器物”，汉末时又分为中、左、右三尚方，均属于少府的下设机构，其首长官员为“尚方令”和“尚方丞”，大家所熟知的蔡伦就担任过尚方令一职，而这一机构一直延用到唐朝仍有设置。

关于尚方剑的最早记载就源于汉代，当时的尚方剑名为“尚方斩马剑”，至于名字何以由来，我个人认为是一方面突出剑之锋利，可以战马，要知道历史上记载最为锋利的刀剑是唐朝时的陌刀，史载为“人马具碎”，因此可以斩马的剑应当是锋利无比了；另一方马是古代比较珍贵的资源，以斩马命名也突显了皇帝御用之剑的名贵。

专斩佞臣“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汉书.朱云传》

朱云请尚方剑所要斩之人是成汉帝的老师，当朝丞相张禹。成帝因此怒斥朱云“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这里虽然汉成帝驳斥并拒绝了朱云的请剑，但能看出的是尚方剑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可以由下斩上的象征，这应该也是诸多影视剧中“尚方宝剑”可以任意斩杀各种高级官员的“把柄”。但就当时的记载来看，皇帝并没有认可这种特权！

但在宋淳佑十年时，有一名为刘黻的太学生上书皇帝，痛斥陈垓、蔡荣为奸佞之臣，建议宋理宗尽早解除此二人官职并治罪，否则“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由此可见，尚方宝剑在宋朝时已经被认为是斩杀奸佞之臣的象征。到了宋开庆元年时，时任国子监主簿的徐宗仁评价此举为“是以廷绅抗疏，学校叩阍，至有欲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这就坐实了尚方剑是真的可以斩杀佞臣的，不仅仅是“清君侧”的象征。

而影视剧中所说开封府包拯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可以斩杀佞臣，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艺术杜撰而来，本来开封府所在地为京畿，规格是很高的，开封府尹在宋朝为从三品大员，小鱼小虾按律法斩杀并不需要尚方宝剑，而皇亲国戚或者官职更高的官员，案件审理也不会由开封府来进行，大型案件往往都交由刑部会审，即使是开封府办案，皇帝就在京师，案件审理完结后报予皇帝听从圣令并不难，尚方宝剑在此显得多此一举。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包拯只做了不到两年的开封府尹，史料也未记载他办过什么大的案件，反倒是包拯的外交能力和财政能力更为突出。

元朝时期，忽必烈对于救了皇后命的道士张留孙予以嘉奖，史书载为“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此处的尚方宝剑我并不认为具备斩杀大臣的特权，而是荣誉的象征。

权宜行事“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刘伯温

而在史料中看，尚方剑用以赐给臣下行专杀和便宜之事的做法，是始于明朝“万历三大征”。 万历二十年时，宁夏哱拜叛乱，万历皇帝“用尚书星言，赐魏学曾尚方剑督战”。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皇帝赐臣下尚方剑行监察权利事件，这里的赐剑就不简简单单的是荣誉的象征，而是代表皇帝督战，“见剑如见天子”的说法应该就是始于此事。

而真正替天子行生杀大权的便是替代魏学曾的叶梦熊，叶梦熊破城之后“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这里便是倚仗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的特权而进行的，但哱拜之子哱承恩还是被押赴京师接受皇帝的处罚，这也说明了外征之将虽可行权宜之事，但也要控制在法度之内，正如刘伯温所言的“按法诛奸赃”，降兵两千杀就杀了，但叛军之首不得私自处决，皇权依旧是最高权利。这件事情过后，明朝廷得到了实际成果，因此赐尚方剑便逐渐频繁。

在历史上，尚方宝剑是皇权专制的象征，授予臣下的记载并不多，即使授予臣下，也是与清朝的“黄马褂”功能类似，属于荣誉的象征，更不会具备“免死金牌”的功效。而在明朝的尚方剑授予时，几乎为朝廷特派的大臣前往地方督战或者视察，回朝后是要上交的，并不能据为己有。而这种授予外派大臣的尚方剑也更多的是加强外派大臣的权重，并不代表着超越法度以外的斩杀大权，当一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也并未体现在各朝代的律法中，只是一种默认的皇权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