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在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的崛起

从去年到今年，任正非在座谈演讲中，屡屡提及“基础研究”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我们公司为什么要搞基础研究？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传统的产学研模式，赶不上市场需求的发展速度。」

什么是基础研究？通俗定义上，它指的是为寻求真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纯理论研究。高校师生作为研究主体代表，一篇篇专业论文就是最直接的衡量指标。

如果将我国的经济总量比作一棵树，那么基础研究就是根，重视基础研究，让它深深扎入土壤里，我们的“树”才能向上捅破天，才能推动产业的振兴。

而与我们司空见惯的“基建狂魔”名头相比，在基础研究领域，很多人却不这么乐观，甚至自卑于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

但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水平。

渐入佳境的中国基础研究

9月17日，神舟飞船载着“太空出差三人组”凯旋，3颗中继卫星为他们铺开安全的回家路，而卫星也是为我们辨路指引的关键技术。 这一技术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在岗位上不断钻研，创造出海量的基础研究奠定的夯实底座，它不仅可以助力超级工程，还可以应用在生活中，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实际上，建国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达成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样离不开研究人员日复一日的坚持。 从「两弹一星」的成就中，我们能一窥我国科学家的数年如一日的奉献。从 1955 年决定发展原子能起，中科院党组决定成立党组新技术办公室，仅中科院，参与尖端技术研究人员达 1 万余人，总数占全院人数过半。 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整整15年，直到 1970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才发射成功。

我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模型）/ 视觉中国

杂交水稻不断地推出新品种，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更离不开研究人员扎根田野持续不断地研究。 1956 年起，袁隆平就开始带着学生们做农学实验。通过不断地实验，1964 年，《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成功发表，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序幕。「在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在实验室也种不出水稻，只有田里面才种得出水稻」，袁隆平院士经常这样强调。 岁月见证了水稻的不断进化。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6949 万吨，而在 1949 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 2263.6 亿斤。

袁隆平团队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稻亩产超3000斤/视觉中国

中国的基础研究正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经追上世界脚步甚至达到“领跑”水平。 在“内卷”最为激烈的物理专业，物理学家赵忠贤在留学深造后凭借敏锐的“嗅觉”提出具有很大挑战性的研究——探索高温超导体，取得初步突破后的几十年，高温超导的研究却一度陷入低谷，难以取得进展。 但赵忠贤仍坚信高温超导在能源、航空航天、医学、通信等领域的巨大潜力。2008年，终于带领超导研究团队合成出大块铁基超导体55 K，至今这一纪录仍未被打破。 生物医学领域，女科学家屠呦呦为世界献上了抗击疟疾的中国良方—青蒿素。她的研究之路始于上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几十年里她收集了2000种方药进行实验研究但都无果。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古籍《肘后备急方》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得灵感，并最终有效提取出青蒿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地理学家姚檀栋则专注于第三极的研究，几十年来他屡屡造访青藏高原，通过在几千米海拔的高原钻取冰芯，解析冰川中包含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信息。 在第三极这片“亚洲水塔”之上，他与风雪为伍，十年如一日，最终因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有着「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亚洲科学家。

壮美荒凉的青藏高原，姚檀栋长年驻守在这里/视觉中国

可以说，改变历史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从扎实的基础研究开始。「没有人能知道，日复一日地研究，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成果，在我们加入较晚的高新领域，前路更不明朗，更需要一线的科研人员沉下心来，坚持在研发的岗位上。」 像是在半导体行业，美国具有先进技术和强大产业，而我国半导体领域的基础研究不够扎实，行业差距巨大。 针对此现状，任正非就说过：「我们国家需要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等领域有更多理论突破」，「没有十几年对基础科学和研究的重视，可能无法化解美国打压」。 如今，虽然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技术和晶圆厂方面有持续稳定的投入，但亚洲国家和地区却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产能。现在，美国的产能仅占全球的12.5%，超过80%的产能分布在亚洲。2019年，全球新建六座晶圆厂，全部在美国之外，其中有四座是在中国。 就像是在无人区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个过程中有太多未知数，没有人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有的只是一味的高额投入，但总有人前赴后继，日复一日坚守在这些领域，并成功开疆辟土，甚至抢占到先地。

在通信领域

实现弯道超车

通信技术发展，让人们能通过手机，接触到更精彩的世界/ 视觉中国

而在通信行业，基础研究开始得更晚。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通信行业才开始兴起，大量采用的还是国外的设备来建设通信网络。 1987 年，中国的 1G 网络才正式开始部署。同年，任正非创立了华为公司，初期靠代理香港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华为也转向自研之路，并在 1994 年推出了首款 C&C08 数字程控机。

1G语音时代的大哥大、BB机和座机 / 视觉中国

2000 年，世界各国联合成立了 3GPP 组织，其中就有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中国也正式在移动通信标准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 2014 年，几乎与世界同步，中国三大运营商相继部署了 4G 网络，这次的 4G 网络制式中，中国通信业提出了具有自有核心技术的网络制式。 根据Dell'Oro Group最新报告显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竞争方面，尽管美国实施了贸易限制，但华为和中兴在2020年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份额均有所增加，2020年华为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份额为31%，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华为、中兴两家中国公司占据40%以上份额。

4G，快人一步/ 视觉中国

而华为在5G领域更是抢先一步，虽然受到欧美国家的不公正打压和制裁，但其坚持在10 年内投入20亿美元进行研发，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主要设备供应商 5G 研发的投资总和，并以全球第一的5G核心专利总数领跑全球5G网络通信发展。 在技术助推下，我国的5G网络通信也发展迅猛，早在去年就已经建设成全球最大的一张5G网，而且即将推向农村地区，实现全面覆盖。

5G信号塔上的工人/ 华为图库

回顾中国移动通信30多年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追赶脉络”：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5G超越。 筚路蓝缕的背后同样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基础研究和默默无闻的付出，好在结果是看得到的，华为的5G技术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并持续引领5G产业的技术发展。 毫无疑问，在通信领域这条赛道上的基础研究，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

我国的基础研究还缺什么

尽管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不可与同日而语，在多个核心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在军工、航空航天、医学和医疗技术、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我们好像被卡了脖子，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根源在于我们的基础科学撑不起技术的发展。为什么？我们的基础研究到底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基础研究。它是“去功利的”，一些研究现在没有应用价值，将来可能有，还有一些永远都没有。探索的过程中有太多未知数，研究人员就像“梵高”一样，终其一生可能都看不到作品被应用到实践中。但正如任正非说的那样：「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或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才看到你做出贡献。但你的研究或许就像梵高的画，一百多年前无人问津，现在价值连城。」就像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才变成5G的熊熊大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20年后美国造出了隐身的F22；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大山上的通信基站，基础研究是未来的基石/ 视觉中国

我们需要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因为“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 更需要呵护每一位愿意沉下心来研究的人才，像任正非在访问高校时说的那样：「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允许一部分人是“梵高”应该是可以的。」 同时，应该对他们持予宽容的态度，因为这是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中最主要的内容。「科学的道路是漫长的孤寂的道路，多少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发现一点点真理。我们要耐得住科学家的寂寞与无奈。」 而参考国外可以发现，高水平的科学家往往都有聚集现象。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美国的大学与工业企业互相联合的趋势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机构甚至企业本身建立在那些顶尖级大学周围，进而形成五个庞大的区域性科学工业综合体。 这种产学研模式，让美国在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对其他国家拥有碾压式优势。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而我国就一个，怎么比？所以更要推广我们本土的产学研模式。 企业最需要做的是持续坚持对基础研究、理论突破的投入。据悉，仅在2018 年，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了 1,000 多亿人民币，在《2018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2020年研发费用支出为1418.93亿人民币，约占全年收入的15.9%，近10年累计研发投入超7200亿人民币。 像是在跑马拉松一样，虽然终点还未曾到达，但付出是必需的。如任正非所说：「华为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基础研究、理论突破领域浪费了几千亿，基础研究要十几年、上百年才产生价值，探索未来是华为最大的社会责任，探索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浪费，但这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即使这种基础研究的过程意味着未知数，可能会浪费几千亿，没有周期，不知道结果，十年后可能都没有收益，但还是要做。这对一个以商业化为目的的公司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华为正是做了这样难以想象的事。 「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我们不完全追求以成功为导向。」任正非说。 中国基础研究要想取得颠覆性创新，离不开这种宽容的态度和投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