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品》对《诗经》传统式的接纳

论《诗品》对《诗经》传统式的接纳 草窗章学诚评价《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十分准确地阐明了《诗品》与《诗经》的关系。尽管《诗品》关键品鉴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墨客五言诗的写作造就，但离开《诗经》的传统式，就无从说起。那麼，钟嵘《诗品》到底是怎样接纳和弘扬《诗经》传统式的呢？

最先，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系优点的与此同时，并没有否认《诗经》的标杆使用价值。他在《诗品》总序中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以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味道者也，故云会于流俗。”这里四言，即指《诗经》。钟嵘所论“文约意广”与下面“文烦而意少”并不矛盾，前面一种就《诗经》特性来讲，后面一种乃评汉魏至今的四言诗写作。他觉得以四言句为核心的《诗经》，具备语言表达精约而蕴意浓厚的特性，而之后的四言诗写作，本应“取效《风》《骚》，便可以多得”，殊不知与《诗经》写作造就较为相差甚远，文繁意浅，邪实不够，再再加上五言诗的盛行，故汉未至今文人墨客多继而开展五言诗的写作。民国时期专家学者叶长青阐述钟嵘这句话说：“盖四言体系，率备《葩经》，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穷极夺舍，自四言而五言，乃时叙之演变，亦发展趋势之所必定也。”(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引言)韩愈《进学解》说“《诗》正而葩”，《葩经》即《诗经》。尽管钟嵘更注重五言诗是“指事造型，穷情写物，更为详切者”，是“众作之有味道者”；殊不知他并没有将“风诗”“文约意广”的特性抹杀死。

次之，钟嵘高度重视“作家之风”的传统式。他指责汉朝文人墨客五言诗写作便是由此为规范，所说：“自王、扬、枚、马之辈，词赋竞爽，而咏颂靡闻。从李中郎将迄班婕妤，将近百年间，有妇女焉，一人罢了。作家之风，顿已缺丧。日本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钟嵘十分悲痛地强调汉朝的文人墨客士人热衷词赋，而失去了“作家之风”，《诗经》时期写作诗文的传统式。此外，从他对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致”的评价语看来，其暗含的评判规范是《国风》婉转委婉的美感趣味性，所说“作家之风”，还指汉朝文人墨客诗已经失去意在言外的“风诗”传统式。

更主要的是，钟嵘将汉朝南北朝时期文人墨客的五言诗推源到《风》《雅》上。据钟嵘的推源溯流，大致有《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之分。在其中，《国风》派是钟嵘分外倾情的。他论佳品之《古诗》“意悲而远，激动人心，可以说几乎一字千金”，故来源于“文约意广”的《国风》。钟嵘又论佳品之曹植诗亦“源出自于《国风》”。他对曹诗有“情兼雅怨”之评。什么叫“雅怨”？有专家觉得曹诗“雅”来源于《诗经》，“怨”出自于《楚辞》；有专家觉得“雅怨”之评，指曹诗兼顾《国风》与《小雅》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感情特性。小编则觉得，“雅”即正，“雅”“怨”之情皆合乎《诗经》传统式，皆合乎性格之正。就文体活动设计风格来讲，钟嵘评曹诗“体被文质”，曹诗的情感表达既含蓄蕴藉而又独特开朗；而《国风》相比于《小雅》，语言表达更加朴素，又通常意在言外，无失于婉转。钟嵘觉得曹值五言诗不论是感情特性，或是风格特征都做到了《国风》的相对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