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嵇康、阮籍、刘伶三人。这七个人是： （1）嵇康(224〜263年），字叔夜，燋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三国、魏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与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的政治观点，“非汤武而薄周孔”，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烦琐礼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主张回到自然。
他“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在政治上不满意司马氏集团，弃官归里，当了铁匠逍遥岁月，善饮酒，“夏月常锻大柳下，钟会过之，康锻如故，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他一生著作甚多，搜集于《嵇康集》中，他为人正直，不苟同权势，他的酒友山涛劝他仕为官，竟然撰写了《与山巨源（即山涛)绝交书》，誓死不仕司马氏，后遭钟会构陷，遂为司马昭所杀。
（2）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三国魏晋时文学家、思想家。曾为官至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颇有盛名，与嵇康齐名。在哲学上，他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大地。”“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一生嗜酒，不拘小节，“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他与嵇康不同，因饮酒醉失言而丧生，而阮籍却往往借酒醉，以保护自己。
籍有女儿“司马昭（晋文帝）初欲为子求婚于籍，籍沉醉三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欲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史书说:“籍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令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他“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碁，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他母亲死后发丧时，“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
可见不拘小节如此，他生前著作，多已散佚，余者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3）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嗜酒，生活放荡不羁，蔑视礼法。为官时，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免官后喝醉了，就“脱裸形屋中”，有人责备他太放肆。他说:“我把天地当居室，把房子当裤衩，是你们自己跑进我的裤衩当中去，你怎么反怪我呢?”史书说:“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扬不以家产有无介意。
尝渴甚，求酒于妻，其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视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视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斗，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相攘块奋拳而往。
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著有《酒德颂》。 （4）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时哲学家、文学家，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哲学观点，主张自然与名教相统一，合儒道为一。
认为万物自生自灭，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秀与嵇康善友，嵇死后著《思旧赋》，情辞沉痛，感人甚深。 （5）阮咸，是阮籍之侄，毫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为时著名的音乐家。官至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嗜酒纵饮，交游于竹林之中。
以上五人晚年的生活皆为隐逸之士。南朝文学家颜延之撰有《五君咏》，传之于世。“竹林七贤”中另二人： （6）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陵西)人，好老庄哲学，与嵇康、阮籍等人交游。曾因魏政局不稳，遂隐身不问世事。司马氏当政后，出仕，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
嗜酒，为官清廉，选用官吏，都亲作评论，时称之为“山公启事”。为官时，欲荐嵇康出任尚书吏部郎，为嵇康所拒绝，后康致书绝交。 （7）王戎(234〜305年），字浚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好清谈，嗜酒常出入竹林之中。常怀念酒友，一日“从黄公酒垆下过，顾与同游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此垆，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世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戎为人贪吝好货，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为时人所讥。 “竹林七贤”是通过一酒字，把他们的友谊联系起来的。对于他们七人的评价，由于他们尚清谈，听自然、放荡不羁，多为时人所贬低，殊有不公，应按其一生作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方为公正,当然这是史学家的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