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七年的青年研究者连发两篇《Nature》，在《nature》上发文章有多厉害

我本科同学就发了一篇蛰伏七年的青年研究者连发两篇《Nature》。

说到nature和science，大家都知道是学术界顶级期刊，如果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全中国的学术圈都可以横着走了。但实际上，nature上并不是只有学术论文，它也有一些奇葩栏目，比如说科幻小说。

我本科同学，笔名夏笳，就在上面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let's have a talk.

夏笳的科幻之路是从本科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我们一起上课，我跟她说我上中学时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发表在学校的科幻小说集上。我还把这本书借给了她。

她看过之后，觉得自己写文章应该比我更好，于是着手创作科幻小说。当时我们在一起学热学，老师讲了麦克斯韦妖，这是一个著名的物理悖论。麦克斯韦设想了一个妖怪，这个妖怪可以分辨速度快的粒子。

她站在容器中间的阀门处，当速度快的粒子从左侧飞来时就打开阀门，当速度慢的粒子从右侧飞来时也打开阀门，其他时候关闭阀门。这样就可以让速度快的粒子集中于右侧，速度慢的粒子集中于左侧，把本来温度相同的两侧气体变的温度不同，从而使的整个系统的熵减少，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夏笳向我咨询了半天麦克斯韦妖的问题，最终写成了她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关妖精的瓶子》。发表在《科幻世界》上，并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从此之后，她就在科幻界声名鹊起。她的风格并非在科幻创意上，而是语言上古灵精怪，让很多读者喜欢。

再后来，她本科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去中国传媒大学读了影视硕士，又回到北大中文系读了比较文学博士，最后回到她父亲工作的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当了一名老师。

在任教期间，夏笳的科幻小说“Let’s Have a Talk”发表于在6月初出版的第522期《Nature》的Futures栏目上。

回想起和她一起上比较文学课的日子，怀念一下已经逝去的青春。

顺便一说，我借她那本我写科幻小说集，她到现在还没有还我。我一直觉得，从硬科幻的角度讲，我的小说构思脑洞更大一些。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什么？

浓厚的科学传统积淀，充足的研究经费，优越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自由平等的研究氛围。

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

少的可怜的研究经费，在温饱线上挣扎的青椒；几天一报告，半年一汇报，一年汇总，研究人员疲于填写报表，开会；大家争小钱，小钱大讨论，大佬定大钱，大钱小讨论。

表面上看，从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或者从陈独秀先生1915年喊出邀请德先生赛先生算起，中国已经引入科学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实际上，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内外交困，战乱不断，内斗外争，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外敌去了，又起内战，内战结束，又开始人斗人，知识分子别说做研究了，保全性命都不容易。

即便是到了1978年邓公定下来改革开放，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全力发展经济，可上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基础科学研究一直被忽视，没有钱让科学家们去做研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生动地写照。这样的条件，如何发展科学，赶超国际前沿？

（上世纪末，我读大学的时候，用的一部分教材竟然还是1970年代老师们编写的工农兵读本，囧囧囧）

现在有钱，过去二三十年吧，终于有点儿闲钱可以投入科学研究了。可实际上，由于缺乏科学决策机制，从科学布局、科学团队组织、具体项目管理等等各种方面都存在许许多多问题，偏偏很多事儿还根本没法拿到台面上来正式讨论。

比如说，我们这两年大肆宣传的国之重器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实际上是一位老人带领团队在几乎没有多少经费的条件下，一步步踩出来的。只是在最终要成功的时候，才陆续得到更多的支持。等到老人家去世之后，才……做出如此重要成就的老人，生前不但不是院士，连小小的奖项都没有拿到过……

当然，不受重视的老人家至少获得了伟大的科学创造所需要一个条件：自由创造。在多方求告获得一点儿经费支持之后，能够在他人不看好，但自己认定的方向上继续努力推进。“国之重器”，是一个老人家燃烧自己的生命，照亮了更多年轻人的未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中国的科学荒原上开垦出一块肥沃的土壤。

清贫，固然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品德之高贵。可惜，现代科学具有的特点，必然要求有足够的经费投入，满足基本保障，才能让科学家们有时间和精力去自由发挥创造力，解决难题，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成就。只有一个老人家，还远远不够。

爱因斯坦受过苏黎世理工大学正规的科学训练，在读书时就有意识地学习现代物理学的进展，基础扎实，对前沿研究密切关注。浓厚的科学传统，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爱因斯坦是当时璀璨的科学群星里最显著一颗星而已。

现代科学传统，从哥白尼、牛顿以来，已经历时三四百年，诞生了数百位科学巨星，为欧洲科学奠定了雄厚的资本。科学界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有足够的自由研究保障，科学家们创造热情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几乎任何问题都能够找到伙伴儿一起研究发展。

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白的，因此中国要想诞生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伟大人物，要看我们如何培育深厚的科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