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欧洲人和中国人关系如何，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是一回事吗为什么

真正的雅利安人与德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希特勒在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时所编造的谎言历史上欧洲人和中国人关系如何，强行跟雅利安人攀亲戚。

那么，到底谁是雅利安人呢？

雅利安人其实是伊朗人。伊朗（Iran）这个名字，就是由雅利安（Aryan）演变而来的。

雅利安人是古代的伊朗语族。

最早一批的雅利安人生活于河中地区，大约于4000年前，一部分人西迁到西亚，形成伊朗人的前身。此外，还有一部分人迁徙到印度的西北部，形成印度的雅利安族群。

语言学的印度-伊朗语族（Indo-Iranian languages），其实就与这段民族史有关。

那么，雅利安人又是怎样和德国人扯上关系的呢？

其实这都是源于希特勒的策划与推动。

希特勒在推行纳粹种族主义、对他认为的劣等种族进行灭绝时，重新定义了雅利安人的概念。

在希特勒看来，北欧等地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就是雅利安人，以这样的“完美种族”宣扬种族主义。

就这样，德国人跟雅利安人牵扯到了一起。

略微讽刺的是，希特勒的杜撰居然也征服了一部分伊朗人。时至今日，仍有部分伊朗人坚信希特勒的观点，认为自己和德国人同宗共祖。

确实，今日谈丝绸之路，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汉代，虽然因为学者们地考证，其历史逐渐可上溯到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但无论何时，“外语”都必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沟通障碍。

在汉代，中国的使馆区叫“藁街”，为汉武帝所设立。至明代为止，还有“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这样的使用（见《明史·杨继盛传》）。在这一时期里，明代常见翻译有两类，译字生和通事。而管理他们的人，其职位被称为“主客”。

这个主客如果上溯到汉代叫“客曹”，起于汉成帝，再早时如武帝称大鸿胪，景帝称大行令，而在秦时则称分典客、典属国。在《后汉书》中的介绍是，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之事。后来又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又有左右丞辅之。

这个客曹的职责、管辖以及下属的人数，基本与秦时典客一致。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典客、典属国”有详细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可以看到，在秦汉时，涉及具体的交流工作，有“行人、译官、九译”这三种官职。其中行人这个职务古已有之，《周礼·秋官司寇》中是这样介绍的：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而在周代，负责外交事务者被称为“象胥”，其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至于九译令与译官，这倒是需要说明的。在汉代有很多书提到“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简而言之就是越南人通过九重翻译拜见了周成王，九译令或因此得名。而《后汉书》中，虽然提到汉宣帝时周堪曾为译官令，但此后于《班彪列传》中又提到“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后世也有言“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见《盛世危言·西学》）

这里提到的“自来”大抵只是依赖于诸夷入驻，而后再被动学习。对比明清两代也确实如此。比如明代《全辽书》中提到的“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又或是清代有酋长曰金美金那者，自来于檀香山（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某岛（见《皇朝经世文》）。因此译官更可能是一些精通语言的边民、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

并且像汉代张骞的“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能看出，他对语言的掌握，得益于实际日常生活交流。而佛教的四大翻译家（玄奘、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又有三人是外籍来华人士。因此这些事情，再考虑到古时的“万邦来朝”，或者当时人们对外语的学习是属于被动态度，而交流则更多依赖于外国人的主动，并无今日这般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