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为何共奉“中国”之号？（下）

辽宋夏金为何共奉“中国”之号？（下） 辽宋夏金政权在思想上形成了共尊儒家的理念，在制度上共承了“中国之制”，由此凝聚了华夏认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奉“中国”之号的道路。

随着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的深入，辽夏金政权逐渐接受并形成了共尊儒家文化的理念。在尊孔崇儒理念的影响下，辽夏金政权在官僚、科举、行政、律法四方面共承“中国之制”，从而完成了由自称“中国”到共奉“中国”之号的转变。

共尊儒家之道

宋朝继承了唐五代尊孔崇儒的理念，不仅在中原大兴文教，而且在西北、西南地区创设“蕃学”和地方文教机构，以此推行儒家思想。

公元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身边侍臣应该先祭祀哪位“有大功德者”。侍臣皆认为应当敬佛。

辽太祖却说：“佛非中国教”。

太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辽太祖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兴建孔庙，并让其春秋释奠。由此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西夏仁宗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确立儒学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尊孔崇儒之风得以形成。

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孔庙，又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亲莅孔庙奠祭，并认为“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代尊孔崇儒之风自此确立。

▲西夏文《论语注解》。(图片来源：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共承官僚之制

尊孔崇儒之风在辽夏金的确立，促进了各政权对隋唐五代各项“中国之制”的继承。

辽在拥有幽云农耕区域后，将农耕区域的州县制与契丹人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制，并由此“官分南北”。南面官系统仿隋唐五代之制“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渤海等农耕人口的事务；北面官系统“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这一“因俗而治”的二元制，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促进了辖域内的民族交融。

▲契丹服饰。(图片来源：《临潢史迹》) 女真人早先实行勃极烈制(女真人实行的带有浓厚贵族议事会残余性质的朝官制度)，金朝开国之初仍用旧制。随着辽宋降官的大量涌入，金太祖便模仿辽人旧制，设置长吏、枢密院，以此初立“汉官之制”。金太宗时设置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自此仿效中原农耕区域中央集权体制之法初具规模。至熙宗“天眷官制”改革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在此基础上，海陵王于1156年进行官制改革，“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使得中央集权体制更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