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耶稣这个人吗，世间是否真有大智慧的人存在

有智慧的人是存在的，有大智慧的人未必历史上真的有耶稣这个人吗。其实人类文明中大部分的智慧都来自于人民群众。我们所知道的大英雄，大豪杰，很大程度上都是集中总结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所以他们就成了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他们本身具备了多大的智慧。

从1921年到1976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为什么毛主席的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因为他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是深入群众，第二是结合实践。

毛主席非常重视深入群众，他在回忆早年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调查，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验时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毛主席学习的对象也是五花八门，他认为，社会上的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知识和见解，能够提供自己所需要的智慧，所以他又说：

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

而且，毛主席总是抱着一种诚恳谦虚的态度向“先生”们求教的，否则人们是不愿意把知识教给高高在上的“学究”的：

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毛主席主张一切理论都要结合实际，他批评教条主义迷信“本本”，墨守成规时指出，不肯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在武装斗争年代，毛主席反对空降的领导人关于贸然夺取大城市的策略，因为大城市的反动力量十分强大，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相对的，他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策略，把反动派力量薄弱的农村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和兵员供应地，这一策略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功。

然而，任何超越国情，罔顾实际情况的做法最终都要失败，任何超越时代局限的智慧都成了空想。这也是为什么“超英赶美”的雄心万丈没有成功，反而还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60年代早期毛主席自己就在反思经济政策时检讨说：

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

全世界总人口70多亿；信奉基督教的大约22亿；基督教信徒几乎遍布全世界，就连中东伊斯兰国家，也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

耶稣影响大，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大；基督教的影响大，又源于基督教国家(西方国家)的实力；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世界。纪年法，也就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立”或者说“公元”以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准确的说，现在的“公历”，源于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的开始。

熟悉外语的朋友想必一定知道A. D是什么意思；A D来自拉丁语；Anno Domi；意思就是“主诞生的那一年”；在此之前的年份，则称为“公元前”(主诞生之前)Before Christ（B.C.）；

不过，用“A. D”或者“B. C”这样的缩写词宗教色彩过于浓厚；毕竟大家也不全部都是基督徒；所以世界范围之内，不少国家改用公元(Common era，缩写为C.E.)与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缩写为 B.C.E.)；

辛亥革命以后，朝代纪年法一律废除；改用了“公元”(那时候称为“西历”，民间称为“阳历”)。

另外，全世界也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采用的“公元”纪年法；比如说日本的民间普遍流行的还是天皇年号纪年，比如说“平成”、“令和”等等。

穆斯林纪年、犹太人纪年与“公元”纪年法也不尽相同，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总之，纪年法的通用如同语言一样，后面支撑的仍然还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宗教信仰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